直到1978年，张爱玲才将小说《色·戒》收入《惘然记》出版，距离初稿已经过去了30年——“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作家沈寂提醒记者注意小说发表的时间点，——胡兰成刚刚在台湾出版了《今生今世》。“张爱玲将自己的感情投射在这部小说里。之前一直不发表，是她对胡兰成还抱有希望。”

沈寂和张爱玲同为40年代活跃在文坛的“海派作家”，他与张年纪相仿，又都是学西洋文学出身，故与张相熟。李安在上海拍《色·戒》期间曾请教他对这部小说的理解，沈寂说，“《今生今世》里胡兰成说他和张爱玲之前是‘爱情’，而张爱玲《色·戒》中无一字提到胡兰成，但题目点明，两人之间不是‘爱情’，是‘色情’。”李安对他笑说，“我这么拍张爱玲，张迷们看了都要磨刀霍霍了。”

沈寂说，张爱玲将自己对胡兰成的爱恨投射到同时代的郑萍如刺丁默村案的“壳”里——《色·戒》故事与历史事件何其类似。这也被许多人说认定。但张爱玲辩驳说：“当年敌伪特务斗争的内幕哪里轮得到我们这种平常百姓知道底细?”

但张爱玲在沦陷时期的身分，并不能完全说是“平常百姓”。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导、张爱玲研究学者余斌指出，她周围的人，有不少都与汪伪人物有来往，比如苏青，更不用说身为汪伪高官的胡兰成，和张爱玲最甜蜜的日子常是“连朝语不息”，以他的名士趣味，这样香艳的话题不会不向张提起。

还曾有一种说法来自张爱玲的好友宋淇，“这个故事是我在香港告诉她的，我说，我有一个电影剧本的题材，是关于我们燕京的一批同学在北京干的事情，叫Spy Ring，她听了很喜欢。因为题材太曲折，是反高潮，一个抗日的女间谍事到临头出卖了自己人，怕不被一般人接受。但这故事一直在她脑子里。”

30年后，张爱玲在《惘然记》的卷首语中写道：“这个小故事曾经让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修改多年，在改写的过程中，丝毫也没有意识到30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所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借一个极端的间谍故事，张爱玲写她与胡兰成“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

“这部小说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拨开，结尾藏锋。”沈寂说，“你看电影海报，王佳芝和易先生两人对望，那阴影里的对峙眼神，那是爱吗？是恨。”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张爱玲和郑萍如的《色·戒》，发生在40年代上海孤岛和沦陷时期的静安寺路。

张爱玲，公寓作家的静安寺路

静安寺路就是现在的南京西路，上海的时尚高地。为重现1942的老上海细节，李安花了2000多万，到车墩影视基地重新搭建了这条路。沈寂曾来看过几次，觉得这里“第一为真，第二为美，特别是夜景，回到了老上海”。“连路边停靠的黄包车都十分讲究。数字确切的牌号，证明那时拉车载人都需备案，轮胎一律配挡泥板，棚子一律两旁可折叠，方便下雨时垂放。若是三轮车，脚蹬外必裹方皮，不仅美观且骑久了脚也不会难受；若是人力车，必有撑架。”

1942年的静安寺路，也是张爱玲眼中的风景。那一年她回到上海，和姑姑同住在南京路和常德路交界处的常德公寓。这种Art.Deco风格的公寓在当时蔚为时髦，20世纪初集中在静安寺路两侧呈现。如今，在静安寺高楼森林的一角，这幢肉粉色的七层小楼陈旧得有些发黑, 墙面上镶嵌着咖啡色的线条,使这幢大楼看上去愈发古旧。临街是些小杂货店，居民们见怪不怪地看着一拨拨来寻访的人。

当年这里属于公共租界，有“中国租界的小拉丁区”之称。公寓面积虽没有花园洋房或深宅大院大，但因其设施现代精致，居住的开支昂贵万分，且都是只租不卖，为防货币贬值，不少都要付美金或金条，故问津者多为洋人及受西方教育的专业人士，如张爱玲的姑姑。1942年到1947年，张爱玲一直住在这里，她说：“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

走进去，和上海所有的老房子一样，门厅斑驳的白墙和暗红的门窗之下，几辆旧自行车随意地停着。各家的信箱积满了经年的尘土，散落在右边的墙上。一部嗡嗡作响、需人操纵的浅绿色老电梯动感地维持着公寓曾经的风韵，原来这里是一部英国产的铁栅栏式电梯，上上下下都伴着光影的变化。看电梯的师傅开到六层，指一指左边，“51号就是”。门上有一个玻璃的小窗口，后面用布帘掩着。沈寂曾来过常德公寓几次，他说，房间是两室一厅，张爱玲住在靠近门口的小间，姑姑住在通向阳台的大间，“姑姑的气质和才学都超过张爱玲，是真正大家闺秀的代表。”

公寓转角是宽大的弧形阳台，张爱玲最喜欢在这里俯瞰静安寺路，傍晚看“电车回家”——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深夜， “百乐门”飘来尖细的女声“蔷薇蔷薇处处开”。沈寂说，当时上海已经沦陷，租界里也成日封锁，甚至五天五夜不许进人进车。有一次，一个孩子病了，要出去看医生，结果封锁了足足四个小时，孩子死掉了。这里的生活并不像张爱玲笔下那么悠闲。

从常德公寓漫步过去，十来分钟就可以踱到《色·戒》的场景里：“义利饼干行地街到平安戏院……对面就是凯司令咖啡馆，然后西伯利亚皮货店，绿屋夫人时装店，并排两家四个大橱窗，华贵的木制模特儿在霓虹灯后摆出各种姿态。”这些场景都集中在从陕西北路至石门路的短短200米内，是静安寺路最昂贵的地段，到现在也如此。

凯司令咖啡馆开在1025号的静安别墅的沿街铺面，几十年不变。说起静安别墅，原是潮州会馆的墓地，后又为英国人的养马场，1926年由南浔富家张家购得这块地皮。现在仍保留了新式里弄结构，一座座三层红色砖木小楼排列整齐，总弄和支弄垂直交叉。据住在这里的老人介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这里是银行职员的聚居地，“为什么当年叫别墅呢，也得有钱人才能住得起，一栋房子要几十根金条”。张爱玲写，汪伪分子易先生挑中这里，就是为了“不会碰见熟人，又门临交通要道，真是碰见人也没关系，不比偏僻的地段使人疑心，像是有瞒人的事……”

“凯司令”原为两个门面上下两层，铺面一个门面做门市，一个门面做快餐式的堂吃生意，正如《色·戒》中所写，“只装着寥寥几个卡位”，楼上情调要好一点，“装有柚木护壁板，但小小的，没几张座”。 栗子蛋糕及芝士鸡丝焗面及自治的曲奇饼干是其镇店之宝。沈寂说，这里是当年电影演员、作家等文艺圈中人常光顾的场所，张爱玲及好友炎樱也常去。作家程乃珊说，《色戒》里老易对王佳芝说凯司令是由天津著名西餐馆“起士林”的一号西崽开的，这话不错，实际上是三个西厨在三十年代初合资以八根大金条开出的。三个人中还有一位叫凌阿毛的，是当时上海滩做蛋糕最出名的西饼师傅，原在德国总会做西厨，中国人从来喜欢宁做鸡首不做牛尾，就与朋友合资开下这家咖啡馆，取名“凯司令”，确因当时有一名下野军阀鼎力相助他们拿下这两个门面。当年静安寺路上沿街门面不是你出了钱就可以租下来，这些公寓的大房东十分势利眼，一看三个老实憨直的上海伙计出身的要在这里开咖啡馆，怕砸了这一带店铺的牌子，不肯租给他们，还是这位军阀以他的名义帮他们拿下这两间门面，店名便以一句笼统的“凯司令”以致感谢，意蕴长胜将军，还可暗喻自己店铺在商战中金枪不倒。

凯司令现在仍坐落在南京西路原址，沿马路的玻璃幕墙十分现代，门面扩大了几倍，咖啡座移到了三层。范经理告诉记者，现在的布局已经变化很大，原先的圆桌变成了长方形桌子，先前的封闭式木质结构变成了现在的大玻璃落地窗。只有房顶缓缓摇曳的金黄色吊扇可以觅得几分老上海的味道，几个“老克腊”临窗而坐。

凯司令斜对面的南京西路石门二路西北角，德义大楼下面，是“绿屋夫人时装沙龙”的旧址。德义大楼1928年起建，正是装饰艺术派在工业和建筑设计中最流行之时，墙面采用褐色面砖并镶嵌图案，立面还有饰带和四座人像雕塑，底商多为奢侈品专卖店。现在， “绿屋夫人时装沙龙”无处寻觅，据说，当时的“绿屋”是上海顶级服装店，经营策略十分独特，从衣服、鞋帽到各种配饰一应俱全，任何一个女子走进去，出来就能从头到脚脱胎换骨，但代价也是非同一般地昂贵。    

郑萍如，万宜坊的美艳“女特务”

沈寂第一次来到常德公寓，是由与张爱玲相熟的吴江枫带来，谈话之际，从里屋出来一位男子，一身纺绸衫裤，摺扇轻摇，飘逸潇洒，坐在一旁默默聆听。在路上他问吴江枫，“看张爱玲的神色，似乎并不愉快”，吴江枫笑道：“她不愉快，是因为我们在她家里看到了她的秘密客人胡兰成。”

常德公寓是张爱玲公寓生活的华彩段落，不只是在创作方面，还有和胡兰成的恋爱。沈寂说，当时关于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恋爱关系，虽未公开，可是在文化圈内已有传闻。在熟悉的朋友中，都暗暗为张爱玲惋惜，“怎么会爱上这样一个大汉奸？”沈寂觉得，在当时的上海，作家都在写救亡图存主题的沦陷区苦难生活，惟张爱玲却无政治意识地写公寓生活，也是异数。

胡兰成当时是汪伪政府的宣传部次长，对中统内部的一桩奇案——郑萍如刺杀丁默村事件十分清楚，而且，这个案子的插手人之一政治警卫总署警卫大队长吴世宝的老婆佘爱珍，还是他的情妇。胡兰成当时所处的特权阶层生活也为张爱玲提供了《色·戒》的素材：比如“一口钟”和“黄呢布窗帘”。上海档案馆编研室陈正卿研究员对记者说，上世纪三十年代一直到解放前，国民党高官的姨太太们总爱穿黑呢斗篷，以显示自己的威严和权势。而孤岛时期，日本人控制着上海的货币，导致货币贬值严重，物价飞涨，布是紧俏商品。据说，当年汪伪部队找不到真正的黄呢子做军装，就到乡下收购那种黑麻布，回来用土黄色的颜料涂一涂做军装。小说中说到丁默村用厚厚的黄呢布做窗帘，算得上是相当奢侈的了。

郑萍如住在法租界法国花园一带的万宜坊。当时汪伪政府中的媒体巨头金雄曾与郑为邻，形容说，万宜坊“活跃如邹韬奋，美艳如郑苹如，都是最受注意的人物”，而且，郑的玉照上过发行量最大的《良友画报》1930年130期封面。上海社科院文学所陈惠芬对记者说，《良友》画报刚开始的时候有些鸳鸯蝴蝶派的气质，只要长得漂亮，在交际场上还算活跃，家境算得上中产，就能成为封面女郎。郑苹如的侄子郑国季在南京路上的王开照相馆找到了姑姑的这张照片，这还是去年12月照相馆仓库水管爆裂时偶然发现的。王开照相馆副经理孙孟英说，三十四年代辉煌时，很多明星来王开拍照，也是《良友》画报封面女郎的定点拍摄地：“拍一张要六块大洋，当时可以吃一桌酒席”，但王开拍照并不收钱，作为回报，把明星们的大幅照片挂在橱窗里。

郑家从日本刚刚回到上海时，住在顺昌路太平桥附近，很快就搬到了重庆南路的万宜坊。陈正卿说，万宜坊离淮海路近，这里外国侨民多，复旦大学的前身震旦大学就在附近，而紧邻的淮海路更是当年洋人们喝咖啡泡酒吧的一条街。而当年张爱玲居住的静安寺路上虽然商业繁华，但各色人都有，鱼龙混杂，要比淮海路低一个层次。当年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生刚参加工作的月工资是40银元，做到中层以后才到100银元，方可支付得起一层楼的租金。而郑苹如家独住一幢三层楼房，父亲的月工资是800银元，在当时也算得上是富户人家。

陈正卿说，孤岛时期，很多江浙一带的乡绅富豪都逃到上海租界来，带来了很多钱，加之人们对明天的命运并没有把握，即便在公共租界里也并不是百分百安全，日本巡捕要当真来抓人也没办法。所以，当时富人们大多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今朝有酒今朝醉。据统计，孤岛时期的上海，酒店的数量和营业额都超过战争前，而全上海舞厅多达200多家，更是创造了老上海娱乐业的巅峰时刻。郑萍如的侄子郑国季说，郑苹如长得漂亮，又开朗活泼，成了小有名气的交际花，经常出入于百乐门、仙乐斯等上海滩著名的舞厅。

郑苹如算得上是万宜坊的活跃分子，但父亲的管教也很严格。郑国季说，邻居家有把电吉他，一天，郑苹如提出要去学，但父亲不答应，为此郑苹如还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哭了鼻子。“只是，只要涉及为国家做的事情，什么都可以牺牲，父亲并不多过问。”后来，郑苹如结识丁默村后，曾有几次，丁默村用自己的车把郑苹如送到万宜坊的家门口，郑苹如让丁默村上家里坐坐，但出于警觉，丁每次都推脱了。

万宜坊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仍旧是乳白色的石灰墙，星星点点的突起上挂满了尘土。这里是当年的法租界，万宜坊1928年建成，也属于新式里弄房，稍逊于花园洋房，但因为有了独立卫生间，从结构上说比老式的里弄房好得多，适合当时的中产阶层居住。当时这里就居住了很多文化名人，邹韬奋当时住在53号，往里走不远，88号就是当年郑苹如的家。现在的二三四层住了陈先生一家，1998年买下来的房子，当时有四五十万。屋子的结构都没变，窄窄的木楼梯旋转而上，绛红色的油漆并没有脱落的痕迹，二层到三层的拐角处是间小格子间，据说是当年佣人的房间。跟随父母从日本回国后，郑苹如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三层就是她的房间。站在阳台上望去，可见一排排整齐的小白楼，而暗黄色的铜栅栏更增添了几分西洋气。但陈先生说，电影并没有在这里拍，倒是后来有几家媒体找到门上来拍照。讲得多了，他也对郑苹如的家世有了些许的了解，只是当时买房时并不知道“这里原来是中统女特务的家。”

据万宜坊的门卫陈先生介绍，今年年初，李安的确带人来看过万宜坊的老房子，但电影却是在旁边的重庆公寓拍的。位于重庆南路185号的重庆公寓也是老上海住宅的典型代表，原名吕班公寓，当年曾住过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当年的木地板已经改成了大理石地面，李安就找人重新铺上了木地板。由于当天要拍一幕雨天里地板上有一排皮鞋印的戏，但剧组的人却没人穿皮鞋，于是便拉来了陈先生，让他在崭新的木地板上走了一遭，“电影里那排皮鞋印就是我印上去的”，陈先生颇有些骄傲。

命运交叉的场景

1947年6月，张爱玲告别了常德公寓和胡兰成，与姑姑迁居梅龙镇巷内重华新村2楼11号。与常德公寓这种独幢高层公寓相比，重华新村沿街公寓要属次一等，由于上海地价昂贵，营造商就设计出这种里弄公寓：总体布置比较紧凑，楼层一般为三至四层，以一梯二户居多，每户可各自关断，外观与新式里弄相仿。室内布置没有独立式高层公寓讲究细节，居室面积也较小，讲究实用、简洁，但卫生、煤气灶及暖气装置齐全，并配有壁橱，平面紧凑到不能再经济的地步。这些公寓的住户不少就是楼下店铺的老板，方便照顾店内生意，还有不少为医师、律师的诊所或办公室。程乃珊说，1950年后，张爱玲的姑姑想是为了节约开支，才从高层公寓搬到这里，不过因为地处繁华中心，这里的房租仍属相对昂贵的。

50年代初，张爱玲在上海的最后时光，在黄河路65号的长江公寓度过。淡褐色的马蹄形的外形，从凤阳路口一直延伸到黄河路上，东一块西一块的颜色参差不齐地罗在外墙上，像是包扎拙劣的伤口。

常德公寓之后，张爱玲没有再次邂逅浪漫，没有回复到抗战前的风光，更没有创作出大批量的作品，这两处住所也像是被人遗忘了。

之后，张爱玲出走香港，美国，生活日渐落魄。沈寂说，她在70年代发展到要“领救济粮”，“用两个箱子当桌子写作”。在辗转中，郑萍如的间谍故事又一次与张爱玲相遇，“一遍遍修改多年，在改写的过程中，丝毫也没有意识到30年过去了。”陈惠芬说，之所以这部小说写了30年，也是张爱玲逐渐放下胡兰成的一个过程。当年，即便胡兰成如此辜负她，张爱玲还是在胡兰成逃亡的时候寄给他一大笔钱，帮助他逃跑，联想到胡兰成的身份，这跟色戒里的情节设置是何其相像。色戒很好地体现了张爱玲的感情历程，“虽然很不堪，但关键时刻总会心软。”

郑萍如的真实故事发生在静安寺路第一西比利亚皮货店，“第一西比利亚皮货店里的枪声”也成为人们对“刺丁案”的形象称呼。新店迁至南京西路878号，凯司令向东走不远。门头上的英文“First Siberia”还隐约可辨，只是现在已经并入上海有名的“开开服装”，店里混杂了很多牌子的衣服，第一西比利亚的皮货只因历史记忆而占据一角。店里的墙面上贴满了几十年来的老照片，最早的一张里可见丰富的皮衣皮货陈列，一只豹子赫然端坐在店中央。沈寂说，这虽然是去了俄罗斯地名为店名，但其实是一个犹太人开的，所以招牌是黑白的。由于附近已有两家皮货店分别取名“西比利亚”和“西伯利亚”，为了一争高低，犹太人便取名为“第一西比利亚”，并用“虎啸”作商标，果然成了当时上海的皮草大哥大。

陈惠芬说，西伯利亚皮货当时很热门，用皮货做领子很时髦，显示的也是一种富贵身份。但张爱玲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从小就没什么荣华富贵，只靠自己得稿费维持生活。所以，看张爱玲的作品，她写衣服、写公寓、写古董家什很多，描写得也很生动，但并没有多提及奢侈品，连胡兰成都说她“并不买什么东西”。与郑萍如不同，这种物质上的丰裕情景只是张爱玲的一种想象。

与西伯利亚皮货店紧邻，是张爱玲《色·戒》中高潮戏的场景——王佳芝突然发觉自己爱上了老易而在紧要关头放了他。程乃珊说，这家首饰店的原型，其实就是张爱玲的好友炎樱家开的，炎樱的父亲就是印度人，母亲是天津人。这家珠宝店叫“品珍”，开在花园公寓底层，与重华新村、静安别墅相邻，都属联体公寓，档次要高，租金肯定贵，“但几家珠宝店，总得有点架势”。

这家小珠宝店早已无可寻觅，传言解放前夕炎樱全家离沪，这间店就盘给炎樱父亲的大伙计陈福昌了，文革时关闭。沈寂曾跟姐姐进去过，“确实像张描写得那样，楼下卖的大都是假的。阁楼上才是真货，保险箱很重。”不过，沈寂觉得张爱玲并不真正了解钻石的好坏，她所说的“火油钻”是在火油中浸过的，看上去珠光宝气，但真的好钻石并不会这么浸，何况是六克拉的，“我姐姐去看时，听说是‘火油钻’，就不要。”李安也拿着好不容易寻觅到的六克拉戒指给他看，“你看好不好？”他放在灯光下细细看那光晕，“好”。他说，电影里当然允许假的，但这个引起故事逆转的戒指却不能是假的，这也算是李安的卖点。

      故事的最后，王佳芝将老易放走了，“平安戏院前面的场地空荡荡的，不是散场时间，也没有三轮车聚集……”平安戏院离常德公寓很近，张爱玲当时经常到这里看电影，“全市唯一的一个清洁的二轮电影院，灰红暗黄二色砖砌的门面，有一种针织粗呢的温暖感，整个建筑圆圆地朝里凹，成为一钩新月切过路角，门前十分宽敞……”。

这座电影院位于高层公寓平安大楼底层。大楼为八层高层美式公寓，30年代西班牙驻沪领事馆就设在此处，现在，“那圆圆地朝里凹成一钩新月切过路角的大门”已改成西班牙时装品牌ZARA的专卖店。沈寂说，1943年前这里放的都是外国电影，李安还专门据1942年的报纸，找来当时的电影海报贴在剧院门口，《乱世佳人》和《月光宝盒》。

王佳芝在平安电影院前上了三轮车，就一去不复返了……

2001年的一天，丽江拉市乡的南尧、打鱼两个村来了几个外国人，从英语到汉语再到纳西语，说要给村民们相机随便拍照。几个自告奋勇或村干部指派的“照片员”每人领到一台简易柯达相机和四个胶卷。这是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在滇西北开展的“照片之声”项目，拉市海因其高原湿地的生物多样性而成为实施地之一。“我们不会读书，不会写字，但这些照片可以代替我们说话。”怀着些懵懂的兴奋，乡村“照片员”开始用这个没怎么见过的机器记录身边的劳作和玩乐，欢笑和哭喊，记录下拉市海正在变异的一切。几年过去，记录已悄然停止，距古城仅十几公里的拉市海正日益成为丽江的另一个旅游景点。

旅游，土地外的收成

出丽江古城，穿越现代化新城，一条林中道路蜿蜒盘旋，这就是连接丽江和拉市海的214国道，十几公里，车程半小时。“这是条老路了，也是通向石鼓、中甸的必经之路。”司机李永开一辆带拖斗的小巴，每天几十次拉人往返于古城和拉市海之间，每人收五块，一天能挣一百多块钱。“两地跑的人很多，大多是从拉市去古城卖菜、打工、做小生意的。”20多岁的李永是拉市乡下南尧村人，高中一毕业就成为丽江古城劳动力大军中的一员。

已经可以远远地看见拉市海了，它是丽江玉龙县境内最大的淡水湖，水域面积1000公顷，也是云南省第一个省级高原湿地自然保护区。但离海越近，“障碍”就越来越多——在离丽江最近的海北，“圈海”的栅栏密不透风，“想看海，交30块钱湿地维护费。”路边树着广告牌：“湖光山色无限好，又来吃鱼又赏鸟”，这个季节没有候鸟，而马场遍地开花，六条线路可选，骑一次要200块钱。海北的美泉村离水源地最近，不远处山上的水源地“七仙湖”被茂密的树林保护着，景色优美，来拉市海的游人都禁不住近海不见海的遗憾，纷纷跨上马背，被马夫牵着绕湖上山。马场入口站一个人正指挥马夫，穿皮毛马甲、梳莫西干头、戴哈里波特式镜框。李永说，他就是美泉村的村长，也是马队的队长。李永很熟悉马队生意，他说，像这样的马队其实是村民成立的合作社，几十匹马编号，轮流工作。在玉龙雪山下买一匹马2000到3000块钱，一天花几十块钱的饲养费，然后就可以有源源不断的收入了。他羡慕地说，美泉村家家户户都养马。离丽江越近，生意越好，不是所有村子都有这样的地利的。

李永所在的下南尧村就做不成牵马的生意，这个村子在海西，离海有点远。刚到村口，就见几个纳西族妇女走过来，小山一样堆积得高高的松毛压在她们那片“披星戴月”瘦小的肩膀上。这里的妇女们每天六点多出门捡松毛，一天跑四五趟来回。勤劳的纳西族妇女，这也是杨益菊所拍照片里最常见的形象。杨益菊也是她们中的一个，“如果不是你来我就要去山上了”，她卸下背篓，去里屋找出几个破旧的牛皮纸袋，重新翻看那些有些忘却了的照片。“好像是02年吧，拍了一年，还有一卷空的呢。”她是下南尧村的四个“照片员”之一，或许因为是女性，她更多地关注身边的日常生活：一个纳西族老太太孤单地坐在村口；三八节“披星戴月”的妇女们“打跳”；上南尧村的彝族下来赶集……“以前不觉得，后来发现这些劳动景象都挺有意思的。拍照的第一个月有点害羞，慢慢习惯了，一出门就带上相机。”她最得意的一幅曾被层层送选，现在还在村委会贴着呢：“和海亮、和海顺在星期天到田里帮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如找猪食、给父母送饭等。这天父母在犁田，照片上，他们兄妹俩抓紧在田里做作业，旁边还有一壶开水在烧。”

出现在杨益菊2002年照片上的一幕是：村民们在院子里晒谷子。杨益菊说，这种景象现在已经消失了，前两年“退耕还林”，水稻已经不种了。“现在一般种小麦和玉米，‘退耕还林’后一人只剩一、两亩地，田里的收入越来越少了。”李永说。没法搞骑马，但最近南尧村民有了新的期盼：“村里一个老板，前几年在丽江做生意挣了钱，要回来搞开发。理想很大，叫‘水寨沟’，利用山上漫山遍野的万亩豆角园，有山，有水，有树。”李永说，那老板已经顺着公路修了一个水坝，从豆角园引水下来，要形成瀑布景观。“老板说，‘九寨沟和这里相比，算不了什么！’”

李永的同学张文琼也在搞旅游，但在村民们看来有点奇怪：“就在她自己家里，进进出出的都是老外。在村里好奇地东看西看，也不骑马、划船。叫‘生态旅游’。”张文琼2002年参加了大自然保护协会在村里搞的“生态旅游”导游培训，“你们这里有什么资源？十年前是什么样子？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样的调查问卷吸引了她，她成为参与培训的28名导游中仅剩的一个，后来自己开了公司。张文琼说，中国人只对骑马、划船、看景点感兴趣，外国人却好奇于村庄里人们的生活，想要了解他们的服装、饮食、习俗。她家里房子并不特别，但院子里种满了各种花草、瓜果，院子里铺上鹅卵石，看上去非常“生态”。李永说，“好是好，但一般人也做不起来，首先得会外语。中国人又不愿意来。”

从南尧村山上向下看，拉市海如同一块碧玉镶嵌在四面青山中。李永指向一处山坳：“看，那里就是丽江市。”远远地，一大片白晃晃的整齐建筑——替代了传统的坡顶木屋，那是现代化的标志。这些借旅游开发所带来的一切，也是拉市海所向往的。 

何处寻找东巴、毕摩

在杨益菊的照片里，记者看到李氏“家族会”上杀猪祭祖，看到节日里妇女打跳队穿盛装打跳，戴麒麟面具跳舞……但这样的民族传统场景已经越来越少见了。杨益菊说，“麒麟舞”是从别的民族传过来的，以前从初一跳到十五，迎接新的一年，十五“麒麟望月”那天最是隆重。但村里会跳的人越来越少，而会编麒麟面具的人更是不好找，现在都是从海南的村子里请人来编的。

村里还能找到东巴吗？还有祭天、祭祖、祭署仪式吗？村民们纷纷摇头。他们告诉记者，村里还有一个老人会东巴文字。原来，已84岁的李即墨老人是县文化馆的退休职工，他年轻时曾参加过中央民族学院第三期纳西语培训，学了东巴文。李即墨告诉记者，东巴文是东巴教的专用文字，在解放前懂的人就很少，靠老东巴一代代单传，后来文革时被打成“牛鬼蛇神”而基本废弃。他拿出几幅蒙了灰尘的卷轴给记者看，一副上写“湖水满粮畜旺人民乐庆”，为国庆55周年的火把节所作。虽然东巴文仅由1300多个单字组合而成，而且是图画性的象形文字，但仅靠画面是很难猜出它的意思的，而会的人越来越少了。李即墨说，纳西传统散失很快，在南尧这样靠近丽江的村子里已经没有东巴了，要往更远的山中寻找，还有几个老东巴。

据下南尧四十多公里的山上还有一个村子叫上南尧，是个彝族村落。一路盘旋上山，记者发现，这里的房子依然保留了传统纳西民居的风格，无论新旧，也是“三方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庭院廊檐下种着花草，六合门上雕刻着四时花木、水禽鸟兽，宽敞的厦子是家人平日活动的场所。车行一个多小时后到达山顶的上南尧，从房屋外观看和纳西村落也没太大区别，李永说，这是被纳西族同化了。屋里走出来的妇女身穿绿、红和黄色皱边裙子，头上带着高高的毛毡头饰，据说，在村里她们必须穿着彝族传统服饰。除了看孩子的妇女，村子里没几个人，都放羊去了，我们要找的“照片员”金占勋也不在，要在山上七个小时才回来。走进彝族人家，房屋的中心就是一个一天到晚燃烧不息的火塘，它不仅是全家做饭、待客、起居的地方，也是家庭议事和举行祭祀、驱鬼等宗教仪式的地方。彝族谚语说，“人在薪柴在”，“人穷柴不穷”，火塘被赋予了象征家户运数和兴旺的神秘意义，只要人在火塘边，火就总是烧得旺旺的。但现在，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天然林被禁伐，以薪柴大量消耗为基础的彝族“火塘中心”生活方式面临改变。

上南尧的70多户彝族都姓金，是一个亲缘关系联结的大家族。村里的老人对记者说，他们的祖上本是泸沽湖一带的白彝四兄弟，因为当地由黑彝统治，四兄弟无容身之地，90多年前逃离到此地。这里的居民很团结，只要谁家有婚丧嫁娶或遇到困难，大家都会不辞辛劳，到有事之家慰问或庆贺。比如谁家有人生病了，各家都会派出一个人，邀约前去看望，以前只带两瓶酒，现在每家出10到20块钱。这让李永很佩服：“你看这山上，只有这里通了几十公里的柏油路，不靠团结能干成吗？”

或许因为身在高山的关系，虽然经常要到山下纳西族村落赶集、上学、就医，但仅占拉市乡人口4％的彝族至今仍保留很多传统习俗，比如主持各种宗教仪式的“毕摩”。与东巴不同，“毕摩”和其仪式至今仍有传承。云南大众流域的于晓刚认为，高山彝族人数虽然少，但这里分布着1200多种植物的水源林，还保留着民族文化传统，是生态保护的重点。在禁止伐木之后，高山彝族靠什么来生活呢？土地，放牧，收成都不可观。于晓刚想要在上南尧的洋芋场进行“生态旅游”实验，那里有高300米、绵延三、四公里的巨大绝壁，下面是足球场一样大的草场。但这里也被下南尧村搞“水寨沟”开发的老板看中，想要建一条索道，老百姓不同意。在于晓刚看来，“生态旅游”的要素之一就是社区居民参与开发、环保、收益，“最坏的打算就是把洋芋场作为开发商开发的一部分，但居民要参与进来，不能被无偿占用。”

老渔夫、少年和鸬鹚：一张获奖照片的今昔

一只小船上，爷爷和耀坤想着鱼越来越少了，脸上露出几分忧愁；撑竹蒿的孙子倔强得望向镜头；一只忠诚的鸬鹚立在船头。背景是拉市海碧蓝的水，蓝天白云下，远方山脉蜿蜒。这张《爷爷和耀坤和他的孙子与鸬鹚在一起》，曾和它的作者——打鱼村的和云英一起远渡重洋，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参展。

和云英不在家，一场大雨让她滞留在邻村亲戚家。等了一会，她的丈夫和力勇打鱼回来了，今天的收获不错，和力勇晒成古铜色的脸上露出渔民特有的开朗笑容。“专家们评价说，她拍下了拉市海的各个角度，天、山、海、鸬鹚、人物，专业的摄影师都很难抓得这么好。”与美感相比，和云英这张照片的更重要意义是，她拍下了拉市海边的典型渔村生态和隐患。

打鱼村就在拉市海边，顾名思义，这里家家户户世代以打鱼为生。以前，村中每户人家几乎都要养鸬鹚捕鱼。鸬鹚的脖子被一根细线拴住，当它捕鱼的时候，只能吞食一些小鱼，吞不下去的大鱼就进了渔民们的网兜。在和云英拍下照片的2002年，这种景象已经很少见了。由于季节性封海规定的实施，能捕到的鱼少了，而且有些人也不顾规定，在鱼类产卵期还大肆捕鱼，使得鱼类数量大大减少。捕到的鱼少了，也就养不起鸬鹚了。“但现在，别说鸬鹚，大渔网都不用了，用的都是‘迷魂阵’，像蚊帐一样，网眼只有两三毫米，再小的鱼也不能从这种渔网里逃脱。没办法，大鱼根本见不着了。这种小鱼只能卖到2块钱一斤，一天捕六七十斤，也只有三四十块钱收入。”和力勇带记者到拉市海边，“这几年海边有什么变化？就是多了密密麻麻围成好几圈的‘迷魂阵’了。”

和力勇记得92年的好时光，“水涨上来，打了四五十斤鲫鱼，全是三、四斤重的，一天最低能卖到200多块钱。”然后，打上来的鲫鱼就成了丽江市场上的抢手货。“那时候，打鱼村曾是有名的‘亲家村’，因为富裕，村里的女孩子都不愿意嫁出去。”扎根打鱼村5年做环保项目的于晓刚说。

拉市海位于丽江坝子的中央，四面环山，山上的泉水汇流到盆地变成“沧海”。枯水季节，湖水通过位于拉市海西南面的“落水洞”渗漏到地下，直到湖水退到湖心，裸露出几千亩“桑田”——“成沧海而得鱼，变桑田而种粮”，在拉市海边延续了几百年。

在渔民们看来，打鱼村的转折是由修建大坝开始。1993年，为了保证丽江古城用水，市政府决定上马“通海工程”，在丽江上游拉市海筑坝蓄水，再通过架设高空水渠把水输给丽江。1994年大坝建成，1998年水渠完工，丽江古城每年都会获得1078万立方的拉市海湖水。水坝占据了拉市乡70%的土地，现在打鱼村的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一亩，失去大部分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多地转向依靠捕鱼为生。于晓刚说，“以前是70％的农业，30％的渔业，现在反之。”过量捕捞又导致了渔业资源的急剧衰竭，年轻人转而去丽江打工，“打鱼村”变成“打工村”。

每年冬天，都会有几万只水鸟飞到拉市海。为保护水鸟，政府规定，任何人捕杀水鸟，都将追究刑事责任。以前的冬天，候鸟飞来吃些未收的颗粒，吃点小鱼，农民们也不以为意。后来农田没了，鱼没了，鸟就开始吃庄稼，“人鸟争食”，人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如今，大坝扩容工程正在进行，又有大片农田将被淹没。于晓刚说，“下游丽江用水，如何补偿上游的资源消耗呢？”5年过去了，和云英照片中的倔强少年已经长大，不知道他是否还会和爷爷一样在拉市海上打鱼呢。

“丽江模式”之后

进入丽江，已经不是前《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特约撰稿人洛克1920年代骑马而来看到的景象了——在经历了九死一生的险途之后，他忽然看见玉龙雪山在森蓝色的天空下崛起，下面是灰黄色的稻田、乡村、树林，一片坡屋顶纳西民居构成的大研镇就在眼前。如今，大研镇躲在丽江新城的水泥巨人之后，在山上俯瞰，才能发现《徐霞客游记》所记载的“民房群落、瓦屋栉比”；“居庐骈集、萦坡带谷”。而在城中，这景象已经被游人吞没了。

“丽江是否过度商业化了？”去年，丽江收到世界遗产中心主任班德林一封忧心忡忡的信，希望丽江削减商业化，控制人流，迁回原住民。在今年6月底的第十三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看似程序化的审议中，丽江被要求对此做出回应。

1997年，一场大地震让偏于滇西北的丽江让世人重新发现了这片“世外桃源”，同年它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当时为吸引投资，丽江市政府甚至零地价出让土地。”于晓刚说。从此，一场商业化改造开始了，小小的纳西古镇迅速变成一个杂交的艺术品。2001年的世界遗产大会在丽江召开，那时候，“丽江模式”因“一座活着的古城”被推出。但那个时候，隐患已经显露，以环保NGO身份出席大会的于晓刚就提出：每天晚上都有大探照灯，在古城上方晃啊晃。

“丽江的遗产问题？我正想对这个话题说两句。”刚刚主持完一场纳西古乐会、正在签名售书的宣科转过脸来示意记者。“丽江业要与时俱进那。比如纳西古乐，解放前并没有古筝、大二胡，这些都是自然的变异。纳西古乐以前是生活的一部分，旅游来了，就变成了一场晚会。不这样怎么能保留下来？”但是，宣科这场晚会的“主角”——那些在台上昏昏欲睡的80岁以上老人正在一个个减少，而舞台上方已逝乐手的黑白照片正在一张张增加。而宣科自己，也在几年前宣称“丽江已死”，从古城搬到了12公里外的别墅。这场味道十足的仪式化晚会难以延续，纳西古乐或成为丽江古城的一个缩影。

“丽江古城”其实是指丽江三镇之一的大研。大研之后，另外两个镇——束河和白沙也在最近开始商业开发。负责开发的鼎业公司副总经理张万星对记者说，政府购买菜地、河流、树木，让原著民参与牵马、小吃等旅游经营，以防这里成为第二、第三个丽江古城。但是，这些尝试能否抵挡商业的滚滚洪流，成为“丽江模式”的另一种参照系呢？

由大型庆典到奥运开幕式

奥运会开幕式刚刚结束了创意阶段，8月份就要入场排练，奥运村附近的开闭幕式中心的气氛紧张而忙碌。记者通过重重关卡进入其中，而每个人都小心翼翼的避开一切属于08年开幕式的话题——在2008年8月8日之前，有关开幕式的一切都属于保密内容。

开闭幕式创意方案于2005年7月开始全球招标，收到409件作品，奥组委选出13个方案，再选出5个方案，将其中主力重组为奥运会开闭幕式的主创人员。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全民参与的“海选”过程，但进入13强的派格太合环球文化传媒总裁孙健君对记者说，其实他们13家都是奥组委邀请的专业团队，“海选只是个形式，为了增强群众参与感。但开幕式专业性太强了，普通观众能提出上万条意见来，但99.9%都是烂出鱼腥的。”

北京北奥大型文化体育活动有限公司总经理路健康、国家歌舞团副团长陈维亚、执导过洛杉矶、巴塞罗那和悉尼奥运会的瑞克•伯奇组成的团队进入了5强，路健康也成为开幕式的制作总监。虽然路健康将北奥公司的骨干们都转移到开闭幕式中心来办公，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并不像往届奥运会那样，以公司制运营。路健康对记者说，往届开幕式大多是制作人中心制——比如雅典奥运会，整体包给英国莫顿公司，由制作人负责整体融资、运营，聘请艺术导演负责创意。而我们则是以导演为中心——由政府出钱运作，总导演统领创意团队，制作人只负责“软件”方面的灯光、舞美、音响、道具、服装等。

尽管北奥公司参与了国内近十几年几乎所有重要的大型庆典的策划，但跟面向全球的奥运会不可比拟。“以往办一台晚会花费上千万，最多的一次是澳门的东亚运动会，6000万。奥运会开幕式，则是以亿为单位。”路健康说，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四场，“光演员就有三四万人，服装道具上百万件。”

“早在三、五年前，省级以上的大型活动就开始往多功能、多媒体、多样化的呈现方式走了。以翻牌、大型团体操为主体的表演，消失了。”孙健君说，“全年几百万规模、上千万规模的大型活动超过千次，来自30多个省，两千个城市，上万个企业的各种名目——体育赛事，博览会，城市的庆典、节庆的庆典。庆典数量的增加引发这一行业的蓬勃发展，专业化的公司越来越多。而且，无所不用其极地拼凑、借鉴全球范围内的最先进的大型活动的经验，尤其是国外的高新科技应用，声光电表演、故事、内幕、音乐，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到了‘登峰造极’。”

这是一个盛典的“大片时代”，所有的东西都在视觉上造得很大、很眩。孙健君说，他们参与做了两年的“大地飞歌”，制作成本就两、三千万，所谓“漫天焰火、流光异彩、大腕云集、万众欢腾”，“我们这四句话，也是当地的领导要求的”。路健康说，策划人也想讲述一个单纯的故事，但未必会被接受。“比如有一次在武汉，提交的方案是一个小孩扔出纸鹤，这时飞出几只真鹤，观众们也向场内扔纸鹤。但当地领导不接受，觉得太简单，不够恢弘，结果搭了一座黄鹤楼，飞出200只金鹤。”路健康说，有句半开玩笑的话，大型活动是“乱乱哄哄，圆满成功”。

“圈子里常说，要‘包装大’”。孙健君认为，中国在整体的创意完整性上还有待提高，目前还是拼凑的多，“乱炖”。

“这届开幕式既要照顾国际，又要照顾国内，还要照顾领导。”路健康说，主要是给全世界看的。奥运会开幕式主创之一、张艺谋“铁三角”成员王潮歌说，“中国人再多,你13亿,整个世界60个亿呢!就像请客吃饭，你爱吃什么炒什么吗?不是。客人想吃什么你炒什么。客人吃完了特满意,说我今天在你家很愉快,主人就非常高兴。”王潮歌认为要上中国菜,“而且是外国人概念里的中国菜”。

“中国菜”

为准备开幕式的竞标，孙健君把十年来全球最优秀的大型活动都看了一遍，做了结构分析、细节分析、科技分析，分析的结果是，我们运用技术手段的能力已经没有任何缺陷了，缺陷是在于如何把中国文化和全球技术达成高度统一。“是图解中国文化——文物展览，还是完全把洋人的东西搬过来——整个弄一个声光电，眩得让你看傻了？这两种都容易做。关键是两者的嫁接非常难做，这存在一个巨大的问号。”

孙健君列了两张表——一张是把中国元素列了一个表，有上万种，是活动的“博物馆”。另外一张表是“洋武器”，高科技的呈现有两百多种。但要在这两张表中找交叉，结果剩下的中国元素少之又少。“这里面的选择标准就是两种，一个是符号好看，容易被使用，这是可行性的选择。二是容易被全球感动和感知的文化符号，这就难了。三是怎么把它用时尚的方式呈现，不是宣讲中国文明，而是渲染中国文化，找到情感的共鸣点。”

孙健君认为，难点在于，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是一个陌生的文化，进入全球公共意识中的中国文化元素很少，需要新的东西嫁接。“知道《茉莉花》这个歌的人万分之一。听歌剧能听《图兰多》，把里面的旋律联想成中国的，那可能是千万分之一差不多。中国文化需要解释，进入知识范围后审美被割断了。温家宝说，奥运会开幕式‘要让外国人看懂，看明白’。这是一个挑战。”

如果开幕式延续最近几届的“讲故事”模式，用中国故事来串起，可以选择的似乎很多，就像在奥运倒计时两周年时，开幕式顾问之一汤一介列举的：“盘古开天辟地，大禹治水，女娲补天，鹊桥相会……这些故事可以串联在一起，是中国历史非常好的一个画面，如果天上再有一群我们敦煌画的飞天就更美了。”但要考虑到观众的理解，表现的难度，就不好选了。比如瑞克•伯奇指出，“鹊桥相会，应用起来比较困难。鸟巢的形象没有房顶让我们可以在上面飞。”

“国产”开幕式的优势在哪里？路健康认为，不可忽视的是我们的举国体制。拿他负责制作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开幕式来说，“黄河水”从“天”而落时，场地中间由黄色气球组成的黄河水也汹涌澎湃，一会儿又似巨龙摆尾，最后，几十条巨龙缓缓升天而去。古乐声中，雄壮的兵马俑、轻盈的飞天、四大发明等勾勒出秦汉古韵、唐宋遗风。悉尼奥运会的导演瑞克认为“兵马俑”这一场的表演尤其精彩，他说，如果奥运会开幕式采用这个方案，应该是“开幕式的金牌”。美联社也发表评论说，“很难想象2008年奥运会的开闭幕式能够超过这次。”路健康说，这种整齐划一、气吞山河带来的震撼力是西方人所喜爱的，而我们国内的观众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

路健康说，这些“兵马俑”是经过了一年体能训练的士兵，他们十人一班，互相竞争，谁练得好就往前排。这么大的一场演出，三个月就排完了。这让外国同行们很羡慕。而这种团体操式的广场表演，往往被认为是过了时的“人海战术”，其实这一点国外也想搞，但没有我们这种人员和训练条件。

孙健君刚刚去了北朝鲜看了《阿里郎》，“太震撼了，两万人翻牌，一上来就翻出1000个图形，喊声震天动地，立刻我想到了中国古代为什么闻风丧胆，真是鼓声和呐喊声振破人胆，就有这个阵势。”他认为，中国人用团体操做一些元素没问题，中国人看滥了，是因为没什么创新。“真的把《阿里郎》弄到中国来，中国老百姓肯定要看，三千多个女孩一起翻跟头，翻得一边齐，而且做出各种花型来，肯定会鼓掌的。这也是中国特色。” 

张艺谋的“奥运系列片”

2006年4月16日，奥组委宣布了由导演组、技术组、顾问组构成的奥运会开、闭幕式主创人员名单，排在第一位的名字最引人注目，总导演——张艺谋。

这是一个没有多少悬念的结果。奥运会开、闭幕式组成员几乎众口一词：“不是张艺谋，还能是谁？”事实上，人们早就在纷纷猜测，自从他1999年受奥组委之邀拍摄申奥宣传片开始，张艺谋执导了每一次奥运相关的大型活动，可以构成一套“奥运系列片”了。

副导演陈维亚在开会的间隙接受了记者采访，他认为，张艺谋的优势在于对中国文化独特的表述方式，是“给外国人上中国菜”的最合适人选。他和张艺谋的合作开始于1997年的歌剧《图兰朵》，他记得，仆人柳儿自杀的那场戏，原来剧本中是柳儿拔剑自刎而死，很西方的方式，张艺谋给改了——柳儿拔下公主头上的玉簪，向胸口刺去，公主长发散开，暗含了她心灵的崩溃——这是最传统的东方表达。陈维亚匆匆赶回张艺谋召集的会议上去，“开幕式有千万条线，都汇总在他那里”。

“选择张艺谋的一个特别之初在于，他是一个电影导演。前几届奥运会大多选择舞台导演。”孙健君认为，现场演出跟电影还是两回事，但中国舞台剧近两年没有能说服人的强势作品，这一行业里的最高水准和电影行业里的最高水准不对称。张艺谋的例外是做了很多大型演出，比其他的电影导演要好。从1997年歌剧《图兰朵》开始，张艺谋就不单纯是个电影导演了。他又做了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印象刘三姐》等“印象”系列，还有歌剧《秦始皇》。

“铁三角”张艺谋、王潮歌、樊跃就是在《印象刘三姐》开始合作的。王潮歌对记者说，这是一个叫梅帅元的广西策划人发起的，“白天是桂林山水甲天下，晚上也要把山点亮”，梅帅元说，“只需要一个高质量、有品牌的文化载体，就可将传统资源激活”。他找到了最大的“载体”张艺谋。于是，历经五年零五个月，67位中外艺术家参与创作，109次修改演出方案，600多名演职人员参加演出。方圆两平方公里的漓江水域、12座山峰和广袤无际的天穹，共同构成全世界最大的“山水剧场”。“几乎日日演出，每场3000人，最便宜的票也要180块钱，但仍经常出现一票难求的场面。”孙健君说，“张艺谋往那一坐，所有的记者都跟着去了，他是一个最大的幌子。挂了一个‘张家楼’，省了几千万的广告费。”樊跃认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家，要兼顾商业、政治，跟一个政治家也差不多了。张艺谋如果是个品牌，也是资源整合的品牌，不仅是张艺谋，而且是张艺谋＋电影＋实景＋歌剧……奥组委看中的也是他这个整合品牌。”

王潮歌说，做“刘三姐”时也遇到“民族性”的问题，翻译成“刘家的第三个姐姐”，没人看懂，也没人在乎是不是真看懂。吸引人的，不是“故事”，而是山水间的“感怀”。樊跃说，这种山水实景演出就是“借力”，借山水，借当地文化，这是中国人的表述方式。另外，还是一种传统表述方式是比喻，比如在做《印象西湖》时，将西湖比作一团水墨，可书写。张艺谋曾说，“印象”系列的很多东西是可以借鉴到奥运会开幕式中的，因为都是大型广场演出。

2000年2月，张艺谋正式接受聘请，拍摄申奥宣传片。张艺谋表示，要通过此片，告诉世人，我们有能力申办和承办奥运会。一向以硬功见长的国际影星成龙，在宣传片里打起了太极拳。2001年，张艺谋的申奥宣传片帮助北京获得成功。2003年初，张艺谋再次接到奥组委的“任务”，他将执到奥运会徽发布仪式和宣传片。会徽发布仪式在天坛祈年殿举行，张艺谋任总导演。他说，“祈年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我们要把它跟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相结合，舍弃传统晚会的构思。”

参与者樊跃说，为了做得跟传统晚会“不一样”，他们借鉴了“实景”——祈年殿有四道白玉栏杆，他们又加了一道，成了“五环”，在演出全程，一直有人围绕“五环”不停运动，这里面，有年轻的年老的，快的慢的，甚至有人跌倒有人搀扶，像情景剧一样。张艺谋说，想借此打造“全民参与”的形式，“仅仅有一些艺术家的歌舞表演，是不够的。”

樊跃说，会徽发布会胜在纯粹，元素单一。就像雅典奥运会，一切都围绕两个元素——海洋，雕塑。“张艺谋执导的北京奥运会也是想要尽量单纯，找到整体而系统的表达方式。”

事实上，自从它2005年底以11万的“天价”睥睨整个上海滩，它就不可避免地成了标竿，也成了靶子。“汤臣一品”就像一面放大镜，将上海楼市的一切戏剧性地反映出来。

“天价”：奇招，昏招？

在陆家嘴中心的滨江大道边，“汤臣一品”的四幢高楼格外引人注目。它位于突出江面的地块上，面江视野格外开阔，而对面就是外滩万国建筑群，背后是金茂大厦和建造中的环球金融中心。上海知名房产专家蔡为民对记者说，“汤臣一品”处在上海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地理位置。

“汤臣一品”戒备森严，必须先提供200万元以上的资产证明才能看房。走近看似普通的建筑外墙，据说却是采用日本三菱的高科技纳米技术，并单独为汤臣一品设计外墙颜色，注册为“汤臣Color”。而仅仅是屋顶的造型就改动了36次，最后选择了中国汉唐盛世一品大员的官帽为之加冕，并将建筑高度确定在上海毫宅的极限高度153米，也是布达拉宫世界之宫的高度。

仲量联行董事陈立民曾进去参观过几次，他对记者说，其地段、景观确实令人震撼。但最令人震撼的，莫过于它2005年10月开盘的价格——均价每平米11万元，将上海毫宅的最高记录刷新。汤臣集团对外表示，位居福布斯全球排行榜的亿万级富豪，是其锁定的主力客源。就像它的广告语所声称的，“汤臣一品”只献给巅峰世界的杰出人物。

陈立民直说“看不懂”，他说，这一价格是完全脱离了市场的。此前，上海最贵的毫宅是新天地旁边的“华府天地”，每平米5.8万元。而“汤臣一品”附近，“盛大金磐”、“财富海景”也在陆续销售，价格都在四、五万上下。“就算它是‘古董’，是不可替代的，差价也太大了。”蔡为民说，这导致它在销售上的冷场。

作为一个“天价”的符号，“汤臣一品”的出现与整个政策和市场环境背道而驰。它开盘之前，2000年至2004年，上海住宅销售均价从3326元上涨到6385元，接近翻番。市场已经风声鹤唳，“汤臣一品”却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放大了房价。

资料显示，汤臣为这一地块总共付出7620万美元，约6亿元人民币的土地代价。按照“汤臣一品”142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计算，汤臣一品的楼板价应该是4225元/平方米。有业内人士估算，除土地成本之外，建安成本不超过10000元/㎡，前期加配套不会超过2000元/㎡，把一些管理费和营业税等等加进去，综合成本在30000元/㎡以内。

每平米11万是什么概念？此前楼板地价的26倍。还有人算了一笔帐：“汤臣一品141894平方米：141894×110000＝15608340000，而金茂大厦290000平方米，造价5.4亿美元(约4317840000人民币)，环球金融中心377300平方米，造价1050亿日元(约7265265000人民币)。”也就是说，卖掉“汤臣一品”可以造一幢金茂大厦和一幢环球金融中心。

从2005年6月份开始，上海市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月环比数字逐月下降。据说，汤臣一品的高层，曾后悔楼盘未能在2005年的四五月份开盘。以当时上海楼市的状况，汤臣一品有可能成为销售热点。而晚了半年，上海楼市已开始挤压泡沫。

2006年，国家再度对房地产进行宏观调控，处于风口浪尖的“汤臣一品”，其定价11万元/平方米，瞬间成了众矢之的。

“汤臣一品”仍像花瓶一样摆在黄浦江畔。近两年过去了，“巅峰世界的杰出人物”并没有买账。继2005年拖累汤臣集团利润大跌48.6%后，汤臣集团发布的2006年年报显示，由于“汤臣一品”销售不顺，集团业绩一落千丈，亏损5551万港元。

而今年1月土地增值税清算通知出台对“汤臣一品”无疑是雪上加霜。由于土地增值税采用累进税制的计算标准，房价和增值幅度越大，税收就越高，汤臣一品每平方米高达十多万元的天价首当其冲成为增值税清算目标。

汤臣前史：浦东沉浮

事实上，“汤臣一品”2005年底以“天价”推出，距离汤臣集团最初拿地已跨越了12年之久。可以说，“汤臣一品”的前史是浦东房地产开发的一个缩影。

1992年，香港影坛“侠女”徐枫正在北京投资拍电影《霸王别姬》，她的丈夫、汤臣集团总裁汤君年去“探班”，之后到上海浦东考察。站在当时还布满杂草、烂泥的浦东，汤君年闻到了黄金的味道。

汤臣集团随即以当时最大的台资企业的身份进驻浦东，第一个举动就令人瞩目——投资3000多万美元买下了高尔夫球场和金融大厦的地皮。

徐枫曾回忆当年到浦东察看高尔夫球场时的情景：“我们从饭店到浦东，通过延安路隧道，因为塞车，走了三个多小时。那时，浦东真的是连一条像样的马路都没有。他拨开比我还高的芦苇，告诉我说，这就是我们的高尔夫球场。我是从事电影艺术的，应该说很有想象力，可是当时我一听，腿一软，差点没有跌倒。”

在台湾、香港的地产行业上发家之后，汤君年把自己人生的最后一个战场放到了上海浦东。汤君年满腔豪情地宣称：“我非常看好上海，此地一定是未来世界经济的舞台中心。”汤君年大儿子汤子嘉说，当时正是香港房地产最高峰的时候，汤臣把香港世贸大厦卖掉离开，将台湾和香港80%的资金转移到上海来，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汤臣在上海新华路上竖起了上海第一块房地产户外广告牌。台湾和香港市场上通行的预售楼花、依靠银行融资的运作方式也很快被汤君年应用到了上海楼盘的开发上。戴德梁行综合住宅服务董事陆剑对记者说，他当时刚刚入行，那时上海房地产只有陆家嘴和古北两大阵地，而汤臣则是浦东最大的地产商之一。

20世纪90年代初，浦东仍是荒瘠之地，汤臣集团率先进入浦东，围绕其以豪宅等高档物业为主的战略，在浦东建立了一系列配套设施：第一个五星级的酒店———锦江汤臣洲际大酒店，第一个涉外的高档商务中心———汤臣商务中心，第一个五星级的涉外写字楼———汤臣金融大厦，第一个市区中心地段的高尔夫球场——汤臣国际高尔夫球场。几年下来，汤臣集团在上海的投资金额超过16亿美元，建设的项目达20个。1994年，为了明确表示自己对上海浦东未来前景的信心，汤君年夫妇一度将其在香港的上市公司改名为“浦东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陆剑说，在浦东开发最需资金的时候，汤臣第一个来了，于是顺利以“照顾价格”获得了包括外高桥、陆家嘴、汤臣高尔夫球场周围等几个浦东开发重点区域的大量土地。而随着浦东的飞速开发，汤臣手中的地块迅速升值。本来，汤臣完全可以凭此获得巨额利润。

然而，汤臣集团随后几度深陷“泥沼”。第一次是1993年宏观调控，对高档项目均不予贷款，此时的汤臣大部分资金受土地拖累，一度资金危机不断。

就是在1995年，汤臣从上海富都世界发展有限公司购买了现“汤臣一品”所在地“陆家嘴金融贸易区X4-2地块”。当时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显示，楼面地价为485美元/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转让金总计5820万美元。不过，汤臣在此后，遭遇了重大的财务危机，连连难以按照规定的时间交付资金，这块地几乎命悬一线。

1996年，汤臣致信给浦东新区工商行政总局，称“汤臣集团对浦东各项目的实际投入已达5.1亿美元，由于受宏观调控、政策变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原滚动开发各项目的计划受阻，因此，汤臣海景(“汤臣一品”的前身)原应于营业执照发后90天内缴清注册资本金25%，其余按照建设进度在3年内交齐，但计划已经受阻，目前无力实现。”此后，项目建设进度以及剩余部分注册资本金相应延迟。

徐枫说，“在最艰难的1996年11月，上海市政府授予汤君年‘白玉兰荣誉奖’，鼓励我们度过难关。法国总统来访，当时分管浦东的赵启正副市长安排我们汤臣的酒店负责接待。因为浦东那时候五星级的高级酒店客人很少，不像现在这样红火。”

1997年，又爆发了亚洲金融风暴，房地产市场迅速滑落，为渡难关，汤臣卖掉了部分土地以套取现款。

浦东房地产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战军对记者说，陆家嘴金融区最初全部土地性质皆为商业办公用地，直到1996年，浦东地区房地产开发陷入困境，浦东新区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将一部分土地用地性质从原来的办公用地转为住宅用地，日后成为““汤臣一品”的“X4-2地块”也在此列。这直接成就了“汤臣一品”地段的“稀有”。

1999年，上海地产行业跌入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谷。徐枫后来曾评价，“公司资产一栋栋变卖丢进来，银行又不肯借钱，还差一点被某国营企业收购；全上海的人都知道我们成了中国最大的套牢户，还喊他‘浦东汤’。

2000年，上海的房地产市场从开始复苏。据业内人士说，“当时，汤臣高尔夫推出了1300平方米的大型别墅，四川富豪刘永好第一个买了。”随着上海的房价猛涨，汤臣在几年前以极低成本储备的土地获得了巨大收益，旗下多个豪宅项目汤臣豪园、汤臣豪庭、汤臣怡园、汤臣高尔夫别墅等先后取得不错的销售业绩，凭借后续的销售收入以及“汤臣”豪宅品牌的知名度提高，汤臣进一步扩大在上海的豪宅项目运作，包括着手打造“汤臣一品”。

1999年下半年，汤臣加快了“汤臣一品”项目注册资本金的到位速度。2004年，汤君年的小儿子、汤臣执行董事汤珈铖曾说：“上海的豪宅市场潜力很大，5年前买的半数是外国人，现在却相反，内地买家占了60％至70％。且楼价不断升，最近3个月又涨了15％。”

汤臣集团主席徐枫称，“我们来上海投资房地产14年，陆续投入20亿美金，才仅仅在2006年向香港总部上缴首批约1.7亿人民币的利润。”汤珈铖也曾公开坦言，“‘汤臣一品’才是汤臣获利的主要项目。”但随着“天价”的推出，被寄予厚望的“汤臣一品”却脱离了汤臣惯有的路线，成为汤臣集团的“业绩杀手”。

“第一毫宅”的象征性

针对汤臣一品被指“虚拟交易”，汤臣集团主席徐枫在伦敦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应，“汤臣做的是合法生意，不怕调查”，并表示，汤臣一品是她已故夫婿汤君年最后的心血作品，今后不会降价出售。

蔡为民说，“汤臣一品”已经骑虎难下了。“降价，怎么向之前的买家交代？”而与此同时，在其“天价”的保护伞下，上海一线毫宅市场却水涨船高，蔡为民说，比如“翠湖天地”从3万多到6万，“华府天地”从5万多到7万，“汤臣一品”一直在扮演“替人做嫁衣”的角色。

业内人士分析，因为其“第一毫宅”的名头，境内买家害怕“枪打出头鸟”，“假如我买了，人家就觉得我傻和招摇”。在新一轮的击鼓传花中，大家都害怕那朵有刺的花最终会落在自己的手上。

去年6月，汤臣又打出了“全球销售牌”。汤珈铖高调宣布“汤臣一品”拿出四栋楼中的B栋，委托戴德梁行做全球公开招标，整栋销售，其目标价格定在40亿元左右。根据当时的计划，从7月开始到纽约、伦敦、迪拜、新加坡等城市路演。期间，汤臣集团总经理徐彬还向公众表示，有基金出价30亿，但公司“为了不降价，所以不卖”。而到了11月份，汤臣一品B栋历时4个多月的整栋销售全球招标突然被中止。陆剑说，失败的一部分原因是“限外令”的出台，诸多潜在意向客户流产。陈立民认为，“整栋发售离不开投资者。而基金是要噬血逐利的，没有7％以上的回报率是不会做投资的。‘汤臣一品’的租金汇报率不会高于3％。”

这一次，被市场冷落已久的“汤臣一品”因受到调查，再度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

这轮房地产整治风暴是在楼市新一轮过热压力下开展的。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表示，第一批“撞上枪口”的包括“汤臣一品”、“嘉和国际大厦”、“经纬城市绿洲”等商品房开发项目和广威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蔡为民说，与“汤臣一品”放在一起的其他几个项目像殉葬品，被公众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汤臣一品”的这种效应也正是政府想要看到的。蔡为民认为，如果要树一个靶子，“杀鸡骇猴”，选“汤臣一品”是再合适不过了。

上海房地局表示，“汤臣一品”开盘以来，社会舆论反映强烈，认为价格虚高、有捂盘惜售之嫌，签约销售环节有虚拟交易、自我炒作之嫌。“汤臣一品”2005年10月开盘，挂牌均价为每平方米11万至12万元。开盘至今，网上显示签约3套、签订定金合同3套，同时，网上撤消3套定金合同，撤消率列上海市所有在售楼盘前列。

记者在上海房地产交易中心查询到，“汤臣一品”至今卖出去了三套房子：2006年8月，3801室，建筑面积979平方米，由“爱博乔国际有限公司”购买，据称是东南亚买家；2006年11月，1601室，597.57平方米，买家名为“古媋糴”，据称是台湾人；2007年2月，3101室，597.57平方米，买家名叫“李放”。目前这一楼盘的累计合同均价130608元/平方米。

而上海“网上房地产”系统显示，汤臣一品撤销的三套定金合同，也都发生在2006年8月。对此，徐枫6月7日在伦敦接受采访时解释说，购买这三户的是同一人，也都付了定金，因不想被曝光，用的是开曼群岛之类的海外公司名义，但官方不同意，也不同意外国人投资，最后只好取消交易。

“类似的‘整风’并不是第一次。但这次的不同之处在于，以往要等到基本调查清楚之后才公布情况，这次则调查前就高调公布。这么一来，无论结果如何，杀鸡骇猴的作用都起到了。”蔡为民说。

穿越人口密集区的“沪杭磁悬浮”也是上海速度的重要载体，特别是在2010年世博会迫近之时——上海到杭州，连通上海两大机场、两大火车站、世博园，最高时速430公里。然而，高速掩盖下的现实争议愈演愈烈，5月24日，闵行区政府一度宣布项目“暂停”。上海市政府随即否认，但沿线原本规划的拆迁却戛然而止。

22．5米＝安全标准？

有关沪杭磁悬浮要建造的消息，自去年6月份，就经由各种非正式渠道传遍了沿线所涉居民区。途径居民最密集的一段，就是包括锦鸿公寓在内的上海南站－中春路。

听到消息，顾建生开始坐卧不安了。他急忙去查询相关资料：国外有无成熟的磁悬浮安全标准？机场实验段标准是50米，但周边大都是农田，梅陇这里人群聚集，是否应离得更远？

2006年12月下旬，来了几个上海测绘局的工作人员，带来“沪杭磁悬浮工程上海段指挥部”的函，说要在小区停车场做钻探记号。2007年元旦后，测绘人员来小区开工钻孔勘探。2月16日，一纸动迁公告贴出。传言已久的磁悬浮经过的消息，终于得到了证实。

令顾建生他们失望的是，梅陇土地所、闵行区规划局、上海市规划局等相关部门出示的规划图标明，动迁的红线距离是22.5米。在这一范围内，动迁计划又分为两类：离轨道14米内为动迁对象；另外8.5米内则为置换。也就是说，锦鸿公寓不在动迁范围内。

锦鸿公寓三栋高层住宅呈“品”字型分布。其中，三号楼及二号楼的最近端距离轨道中心线仅24米，却被圈定在黄线内，不属于动迁范围。相关部门解释，沪杭磁悬浮的安全保护标准为22.5米，它们并没有达到。

为什么是22.5米？一开始的安全标准传言是50米，与浦东机场试验段标准一致。但去年7月10日，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设计研究院联合编写的《沪杭磁浮交通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显示，在列车运行速度不超过200km/h的条件下，单侧轨道中心线外侧22.5米处的等效噪声影响已达到上海市环境保护评价要求。

居民们曾专门去浦东机场实验段考察过，沿途公告牌显示：“根据2003年4月浦东新区政府对《磁悬浮沿线绿化带规划》的批复，磁悬浮两侧各留有25米宽的安全距离。两侧各规划50米的一级防护带（约167公顷），实际性质为公共绿地。两侧各规划100米的二级防护林带（约411公顷）。结合长远规划，尽量将二级生态林带由100米宽拓展至200米宽左右（约406公顷）。”

而于2003年12月1日开始施行的《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土地使用建筑管理）》第42条也明确规定：“沿磁悬浮交通线两侧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其后退轨道中心线距离除有关规划另有规定外，不得小于50米。”

22.5米标准的制定依据是什么？有关部门一直没给予明确答复。而明确的是，世界上并没有磁悬浮经过居民聚居区的先例。德国的31公里实验线路，500米内没有居民。浦东磁悬浮实验段两侧多为农地和公路，远离居民区。同济大学铁道与城市轨道交通研究院博导孙章教授对记者说，其实，这些也都不是标准。有关磁悬浮安全标准，目前正在制定中。

据专家解释，磁浮列车与轨道无接触运行，避免了铁路、地铁、轻轨等交通工具轮轨磨擦产生的机械噪声。磁浮列车的噪声主要产生于高速运动时车体与空气的摩擦。在同等车速条件下，磁浮列车的噪声要低于轻轨列车的噪声。而对居民们更为担心的辐射问题，专家表示，德国磁悬浮技术属常导磁场，距磁浮线路轨道3米处的电磁辐射强度接近地磁，小于许多家用电器（如电视、电吹风等)）产生的磁场强度。

“电吹风？”顾建生摇摇头，这样的解释并不能减轻居民们的焦虑，况且，电磁辐射危害一直存在争议，有些人是在潜伏期长达10－15年以后才发病的。“小区里多了好多孕妇呢，就怕即将到来的磁悬浮对胎儿有害。”顾建生记得那次去浦东机场实验段50米外考察时，列车突然间“擦”地一闪而过，他感觉像电梯失控，心一下子跳起来。

让沿线居民难以接受的是，这条磁悬浮线建与不建、建在何处，都没有经过公众参与，而他们才是与之最利益相关的全体。现在，一到晚上7点多，锦鸿的业主们就自动聚集在门厅里商量磁悬浮的事，他们说，不反对建磁悬浮，只是“不愿做‘核磁共振’的小白鼠”。

有关控制线距离的另一层考虑，无疑是动迁范围。资料显示，此次沪杭磁悬浮途经闵行区建设范围19公里，涉及梅陇、莘庄、七宝、华漕四镇，需动迁房屋42万平方米，其中居住房屋17万平方米，非住宅房屋25万平方米。征用土地约2000亩，其中国有土地约1500亩，集体土地约占500亩，搬迁绿化面积约为21万平方米。

顾建生说，现在按22.5米的标准，单是闵行一个区就要拆迁1200户居民，而如果将标准扩大到50米，则要拆迁6000户。若是整条线下来，都多出多少户？多出多少拆迁补偿成本？这是安全标准的经济帐。 

沿线的“抛物线”生活

“来了！”顾建生猛不盯冒出一句。记者正纳闷，只听耳边“轰隆隆”一阵……是火车。足有几十秒，这声音压过了附近所有声响，正在院子里聊天的人们见怪不怪地停下话音等待。

顾建生笑了一下，“我已经练出来了，火车隔很远就能感觉到，好像胸口被压着什么一样。”他说，邻居老王在3月9日夜里睡不着时曾做过统计，从凌晨四点至下午五点之间，就有96辆客车、火车和车头经过，大约7分钟一辆。“磁悬浮再一来，岂不是雪上加霜？”

“一开始，锦鸿公寓可是远近闻名的，地铁房，房子质量好，物业管理好，还是外销房呢。当时很多老外、明星都住在这里，周冰倩、江珊、何政军……能住在这里，起码是中产。”一起在院里聊天的霍广元1995年底买下这套房子，也是锦鸿公寓第一批进驻者。那时候，这里属于紧邻徐汇区的城郊结合部，四周还是一片农田，附近有单根火车轨道，一天跑几班郊区火车，而地铁一号线刚刚通过来。老霍骄傲地说：“当时就卖4000块一平米，我也是做生意赚到钱才买的起。那时候‘商品房’在上海，还属于新名词。”

梅陇镇、莘庄属于上海有名的“人口导入区”。如果在十年前提起这里，很多上海人脑子里浮现的，都是一个要通地铁的“落乡”地方。1997年7月地铁一号线延伸至莘庄，那里人将来到市区上班，有了一种崭新的交通工具——地铁，沿线的房地产开发如火如荼。而上海市更规定，购买超过70米以上的房子，可以得到上海“蓝印户口”，进一步增加了附近人口的主动聚集。现在，莘庄成了上海“轨道房产”的代名词。这里的居住环境和房产开发，随着地铁通车后所经历的一系列起伏和变化，就像是给了后来者们一面能照到未来的镜子。

刚参加工作的顾建生1998年搬到这里时，梅陇镇的房子正在建造高峰。他看重的也是这里交通便利，走十分钟就是锦江乐园地铁站，很快就能到徐家汇，到市中心。回顾住在这里的十年，顾建生说，这里的生活和房价一样，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抛物线式变化。

顾建生买房子挑了北面，“因为南面是农田，北面则可以一眼望见对面新建的锦江乐园，巨大的摩天轮很壮观。”他说，那时候夏天都睡觉开窗，这里空气好，空调用不着开。顾建生买房时也曾担心过附近那个梅陇车站会不会改成大站，专门问了一下铁路局的人，得到答复：“三年后造，在莘庄，没事。”

刚搬进新居的顾建生有点后悔的是，对面锦江乐园到了周末有点吵，过山车的刺激让集体高声浪传到路对面。而这时地铁一号线已延长至莘庄，延长线就在楼前穿过，时而会听到呼啸声。特别是后来当莘庄人流增大，地铁由6车厢进口车改为8车厢国产车，噪音更大，再不能开窗。

2003年，沪闵路建起高架，从此汽车日夜穿梭，顾建生改装了双层玻璃。自此一切还算正常，顾建生也认为这是他们享受城市化便利的代价。而且，自从修了沪闵高架，他开车上班更快了。在上海房地产凯歌下，锦鸿公寓一路高涨，2003年底升至最高点——每平米12000。

2006年，上海火车南站建成通车，就在梅陇镇，火车轨道距离小区36米。从此，上海开往南方的火车都聚集在这里发车，他们门前由单轨改成双轨，每天客货车由几次变为100多次，尤其是货车震动大，还鸣笛。更添乱的是，去年又在铁路旁，建了一个轨道分局的训狗场，每天一大早的狗叫声不绝于耳。就这样，来自地面和空间的巨大的铁路、地铁、高架、立交的噪声、狗叫声拌着飞扬的粉尘，形成一个巨大的噪声场。孙章说，这是高速城市化进程中的特例。“先建房子，后修铁路。等于先工业化，后补基础设施，顺序颠倒了。”

南站通车以来，沿线的房价急速下滑。现在正修中环线，火车要再加四条轨道，磁悬浮又要来，更没法住了。顾建生说，“因市政建设造成的换房成本，怎么能转嫁到老百姓头上？现在周边同档次房子卖12000呢，锦鸿公寓卖7000，还有价无市。”

（文中所涉居民为化名）

沪杭的磁悬浮速度

实验线≠示范线

从浦东机场到上海市中心，记者体验了磁悬浮实验线——浦东机场到龙阳路。记者注意到，这条长29.873公里的线路旁修了30米远的防护网，而路两侧是大片的农田、树木、稀落的田间小屋，随着列车加速到430公里而飞驰起来。渐进龙阳路市区范围时逐渐减速，全程只用了7分20秒，花费40元。

但兴奋的同乘者多是由导游带领的观光者。同济大学铁道与城市轨道交通研究院博导孙章教授对记者说，这也是磁悬浮实验段的尴尬之处，这条线路的交通功能没体现出来，无论从成本还是便捷性来看，人们都宁愿选择乘机场大巴或出租车。据统计，每天12000人，一半以上是旅游观光的。

2002年12月31日，这条投资90亿元的磁悬浮实验线通车。由于距离太短，票价太贵，上海磁悬浮惨淡经营。开通的前三个月，它的运营量只有预计的20％。在将票价降低1/3，增加车次后；每日乘客和游客数量增长到8000人，但这也只达到了它运营能力的27％。2004年，上海磁浮公司亏损2.68亿；2005年，亏损4.4亿。用上海市民的话来说，这世界上第一条商业运营的磁悬浮铁路俨然成为了“花钱赚吆喝的赔本买卖”。

中科院电工所的金能强教授对记者说，机场试验线的惨淡经营让沪杭之间的“磁轮之争”进一步升级。一直力主磁悬浮的中科院院士严陆光坚持认为：“上海这30余公里磁悬浮试验线并不仅是一条单纯的商业线，它很可能是未来中国磁悬浮产业的雏形。”而“反磁派”则指出，如果采用磁悬浮方案，项目投资约为350亿元；而高速轮轨的造价只有147亿元。沪杭相距175公里；这使磁悬浮列车的速度优势没有机会发挥；高速轮轨单程需要38分钟，只比磁悬浮列车慢了12分钟；但后者的票价却是前者的2倍还多。

2006年3月，国务院一锤定音，同意了在沪杭之间建立磁悬浮的提议；项目计划于当年开工，2008年完工，在2010年世博会前投入运营。

孙章认为，“磁悬浮技术需要规模效应，现在修沪杭磁悬浮，造价已经从每公里3亿，降了2亿，而且以后还会降。”

某种程度上，磁悬浮实验段骑虎难下。不延伸，规模效应体现不出来，亏损更严重。而高成本的磁悬浮技术，更会打了水漂。孙章说，一个反例是英国伯明翰常导低速磁悬浮。“伯明翰段最终停运，正是因为只有620多米，维修成本太高，运行了八年不得不拆掉。”

世博会推力

要想让磁悬浮在2010年悬浮起来，工程便无法再拖延下去。世博会官方预测，“从2010年5月1日到10月31日，有2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有7000万人到达这一现场”。而“要在半年里把7000万人接待好”，这对目前上海脆弱的交通网络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解决这一压力的惟一途径就是发展轨道交通。孙章说，日本爱知世博会已经有了成功先例，利用低速磁悬浮将世博园和名古屋市区连接起来。

但中德双方在技术转让的谈判上僵持了近7个月。在中方看来，获得核心技术是惟一的诉求。机场试验线中的主件、配件全部依靠进口，中国没有从德国人那里拿到任何有价值的技术；沪杭线似乎也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了。直到2006年的8月，博弈双方的力量开始出现微妙变化，而带来转机的却是发生在中国和德国的两场交通事故。

2006年8月11日下午；行驶中的上海磁悬浮列车突然着火，之后调查发现：起火是车厢底部供电系统的两块电池出现故障所引起的；而磁悬浮列车供电系统则完全是依靠从德国进口。这是上海的磁悬浮列车正是运营2年多来的最大事故，被媒体称为磁悬浮列车的“黑色星期五”。没想到六周之后，行使在德国艾姆斯兰的磁悬浮列车同样经历的他们的“黑色星期五”。9月22日，这辆正在进行测试运行的列车与一辆维修车相撞；造成23人死亡、10人重伤。虽然事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为失误，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对于德国磁悬浮技术可靠性的质疑。

六周内的两起事故让谈判桌上的德国人士气低落，双方最后达成协议：沪杭磁悬浮上海段率先单飞；原先规划中的上海市区至嘉兴；嘉兴至杭州东站则暂时搁置。这条线路的意图相当明确，就是要把两个机场，两个火车站连接到世博园区；解决世博会期间的交通需求。

有关专家对记者说，上海市政府现在对外宣称这条贯穿上海市内的磁悬浮线“机场快速公交系统”，其实就是沪杭磁悬浮上海段。“之所以这么偷换概念，就是因为沪杭磁悬浮争议太大，还在国家发改委可行性研究阶段，而市内线审批就简单些。因为世博会，上海段不能再等了。”

沪杭同城？

2006年7月，《沪杭磁浮交通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正式对外公示。《报告书》显示，沪杭磁浮将利用既有磁浮上海线，由龙阳路站向西南延伸，经过世博园区后，穿越黄浦江直通铁路上海南站。磁浮线路自上海南站开始分成两路，支线向北，连接规划中的上海虹桥机场综合枢纽，而正线则向南，沿沪杭高速公路通往浙江的嘉兴、杭州。

这份报告给出了一个沪杭磁浮新路线图，新路线在原沪杭磁浮正线外，新增了一条虹桥机场支线。孙章说，这也是根据世博会需要所做的调整。调整后的线路将杭州与上海两大机场、上海两大机场之间、磁浮线与规划中的京沪高铁之间都彼此联通，建成后的综合效益更大。

但线路一经公布，在沿线居民中引发巨大争议，特别是上海南站－中春路的居民密集区，使得工程时断时续，上海市政府也不再打“沪杭磁悬浮”的旗号，而说是“机场快速公交系统”。

“机场快速公交系统”先行的另一个原因是与浙江方面的协调。孙章说，沪杭磁浮交通工程将使上海、杭州、嘉兴实现“同城效应”，加速长三角地区城镇建设和城市化进程。他记得当年浙江省长对上海市长徐匡迪开玩笑说：“以后上海不用建五星级宾馆了，到杭州去住好了。”

但与上海相比，浙江对沪杭磁悬浮的欲望显然淡漠一些，并非主动选择这一技术。浙江省认为，两者有一部分是复线的，这样上海造一条线可以作为两种用途，节约了成本，但却相对增加了浙江的成本。但他们不得不接受安排——沪浙双方根据线路长度分摊成本。如此算来，浙江境内的105公里需投资210亿，而上海不到70公里，仅需要投资140亿。

各国磁悬浮实验

德国

德国是最早获得磁悬浮专利的国家，基础方面的研究开始于1962年。1978年，德国政府决定在艾姆斯兰修建全长31.5公里的试验线，并于1980年开工兴建，1982年开始进行载人试验。列车的最高试验速度在1983年底达到每小时300公里，1984年又进一步增至400公里。

德国政府于1992年将建设柏林—汉堡300km高速磁悬浮线路项目列入联邦运输计划。1997年，铁路公司决定采用常导磁悬浮技术，但德国交通部于2000 年2 月宣布，由于多种原因, 柏林—汉堡磁悬浮项目未能实施。

之后德国又将注意力从城市间移向城市中心—机场线路，2000年6月,政府签署协议, 支持对慕尼黑37 km 长以及多特蒙德—杜塞尔多夫80 km 长两条线路开展可行性研究工作；2002 年元月, 联邦运输部宣布, 这两个项目在技术、运营和经济上都是可行的。慕尼黑中心车站—慕尼黑机场间的磁悬浮线路是一条3618 km 长的线路, 建设费用约为16 亿欧元。杜塞尔多夫市中心车站和多特蒙德市中心车站的快速线则长7819 km , 预计将耗资32 亿欧元。但之后德国北莱茵地区威斯特伐利亚州政府拒绝在杜塞尔多夫市—多特蒙德市中心的交通项目中采用磁悬浮技术, 州政府倾向在这个项目中采用传统的S2Bahn 轻轨铁路技术。对此, 施罗德总理表示接受州政府的决定。至此, 磁悬浮在德国仅剩慕尼黑一个项目。

2006年9月22日，一辆艾姆斯兰试验线上行使的测试列车与一辆维修车相撞；造成23人死亡、10人重伤；这是德国磁悬浮试验以来的最大规模事故；后来证实事故的主要原因是人为失误。

日本

日本的磁悬浮研究开始于1962年，1977年12月在宫崎磁浮铁路试验线上，他们的磁悬浮试验列车最高速度达到了每小时204公里，到1979年12月又进一步提高到517公里。1982年11月，磁浮列车的载人试验获得成功。1990年日本着手建设山梨磁悬浮铁路试验线，首期18.4公里长的试验线于1996年全部建设完成，并于1997年4月开始进行运行试验，在当年12月创造了550公里/小时的高速列车世界记录；这标志着日本高速磁悬浮列车的技术问题已全部解决。

日本第一条正式运营的磁悬浮铁路是名古屋市区通向爱知世博会会场的磁悬浮线路；这条铁路于2005年3月６日正式开通，全长约９公里，中途设有9个站。该磁悬浮列车由３节车厢构成，全程无人驾驶，最高时速为１００公里/小时，行使全程需要17分钟。整条磁悬浮铁路投资约500亿日元，相当于31亿美元；在2005年爱知世博会期间累计运送1000万乘客。

日本于上世纪90年代初拟规划建立东京至大阪的磁悬浮铁路，并进行了可行性研究，但最终由于造价过高的原因而搁置。

英国

3月28日，北京地铁10号线苏州桥标段出入口处突发坍塌，6名工人被埋身亡。在这条穿越城市最繁华地段的地铁线上，这已是2005年以来的第五起事故。
对于修建10号线的民工们来说，事故只能被视为意外，不足以切断他们维系在地铁线上的生存希望。

最后一个遇难者仍没有被挖掘出来，这已是事故发生后的第11天了。工人刘建（化名）对记者说，他叫周永权，被埋在地下十三四米深处，因为塌方还在继续，他们已停止了挖掘。
苏州街路口东南角的事故现场，几个铁路警察来回逡巡，围栏内挖掘机和工人们日夜抢险。下工的人们正聚在昏暗的工棚里打牌，劣质烟草和汗味充斥在空气中，几天前的事故没人再愿意谈起。遇到刘建时他正一个人上楼，他想说些什么又顾及工头，将记者约在离路口几百米远处。
3月28日上午9点多，加完夜班的刘建还在睡梦中，突然一阵喊声，“快起来，塌方了！”他忙随工友们跑到东南角出入口，只见现场陷下去一个好几米深的大坑，两个钢架也塌了。塌方正上方有一幢二层小楼，这是中铁十二局苏州街段项目部，一层会议室也塌了十几平方米，桌子、椅子、办公用具等都掉进坑中。
有6个工友被埋在地下，百余人都在焦灼中等待。大家议论着，早晨7时左右，施工工人就已经发现作业面上出现了轻微裂缝，“小老板”周永福让人下去加固抢险，动员了半天，工人都觉得危险，几乎没人主动下去，周永福只好又派了自己的亲属——亲弟弟周永权，还有两个侄子，一共下去7个人，结果9点半左右作业面大规模土方坍塌，6人被埋，第七个人在千钧一发之际被人一把推开，他瘫在洞口脸色煞白，半天没起来。
刘建看到，现场一辆小型挖掘机忙着挖土，十几个工人用手推车往外运。40分钟后，又出现大面积坍塌。为阻止继续坍塌，公司技术员和管理人员下达命令:“砌砖加固。”工人们都不忍心，因为一旦砌上砖，意味着放弃救援，被埋的人再无生还希望。现场很混乱，三个技术员穿着白衬衣就上阵，在左侧开始砌砖，刘建他们队的两个班长负责右侧，其他工人就在后边运砖，很多人都不知所措。中午12点多砌砖结束，下方开始用工字钢加固，同时挖掘机再度上阵，抽调了20人协助挖掘机扩大洞口，防止再次塌陷。
直到下午3点多，警方赶到，消防车、救护车等一系列救援才展开，但这时无论是向下挖掘还是侧面挖掘营救都已经非常困难。事故发生后，施工工地立刻锁闭大门，禁止工人外出，工地负责人还收缴了部分工人手中的手机，消息对外封锁了近6小时。刘建说，工地负责人陈雄当时召集他们开会，说“船在河上走，谁都想要走快点……”说这只是个意外，让他们不要说。
刘建听说，后来是一名河南籍民工设法与河南警方取得了联系，消息才被辗转通知至北京市公安局。这个河南民工的表弟是6名遇难者之一，电工，他的父亲就在上面开搅拌机。
截至记者发稿时为止，事故原因还未公布。此次事故调查组专家组组长、二炮工程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崔玖江对记者说，停止了对遇难者挖掘后，要等到把结构挖出来，才能展开调查。他认为，事故发生有客观原因，这一地区的地质条件非常不好，属于出产“京西稻米”的农田，几千年来就是沟壑、河道、池塘地带，中关村建设之初草草修了马路，填土并不密实。另外，地下管线复杂，近三四米处就是一幢住宅楼，这都增大了地铁施工的难度。崔玖江说，就在出事地点东边4米左右，刚发现了一个大洞，深3米多，填混凝土就填了24立方米。如果在这个洞的正下方挖，后果更不堪设想。

系在地铁线上的生活
刘建喜欢看新闻，喜欢看中央一台。他说，这也是他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原因。电视是他自己买的，放在5个人的宿舍里一起看，即便只能收到4个台，也是大家下工后很好的休闲。3月29日那天的新闻与往日有些不同，10号线坍塌事故报道了4次，他有些不忍心看。
刘建说，地铁10号线虽然是中铁十二局承办的，但是苏州街站的施工转包给一个福建人，他的工程做得很大，总共有十几处，而工人也不是他找来的，每个标段他再转包给更小的包工头。例如苏州街站就转包给两家，一个姓杨，刘建就是他的手下;另一个就是周永福，四川眉山人，罹难的有他的弟弟周永权，还有他的两个侄子。
刘建并不了解这6个死去的人，他说，他们不是老乡。他所在的包工队有40人左右，他和大多数工人一样，没有明确隶属关系，一个一个接活，“每天的工资有七八十元，按月领。没有劳动合同，都是老乡。如果要离开，提前半个月打招呼，老板会再找人”。这样的结合很灵活，靠乡情而不是工程，不同地方的人分工不同，彼此之间没什么接触。
2004年，刘建来到北京修地铁，那正是北京地铁建设的高峰期。当然也有别的选择，比如地面建筑，但他觉得更危险。他来自四川广元，那是个革命老区，有起伏的山脉，很穷，90%的年轻人都到大山外面打工。这几年每到过年，广元县城里就会看到一辆辆小车开道，景象很壮观，这些小车的主人是修地铁的包工头们。80年代来北京修地铁的工人大多是四川人，是最早一批合同工。当新的地铁建设兴起时候，当年的这批工人依靠自己的技术和关系，纷纷当起了包工头，根据工程规模来确定工人数量，一旦有工程，就动员自己的老乡。于是，刘建他们一批批追随着老乡们来到地铁线上。
他最初是在5号线的刘家窑站，之后来到4号线西单站，长安街十字路口，今年1月来到10号线苏州街路口。
在地铁线上，他们每天工作12小时，早7点和晚7点换班。一般开掘这样的隧道有四个工序:挖土、制拱、焊接和喷浆，每开挖60厘米就要用钢筋支撑，再焊接，最后给钢筋架上喷浆加固。其中，挖土是最危险的，就像这次被埋的6人，但不是不可避免，刘建对记者说：“我在其他建筑公司干活的时候，这种挖掘上边都要注浆，就在在土层上打孔，灌进水泥，形成一个整体，塌方就很容易避免。即使是回填土，就是流沙也有办法，为什么事前没有注浆呢？还有一个问题，钢筋焊接要求重合部分达到22厘米，但是目前一般只有5厘米，甚至还有2厘米，根本没有达到要求，这次塌方就有两根钢筋支撑断了。”
刘建已算是有经验的地铁工人，不用再做前端危险的工作，收入也稳定，每月2000左右。但他说，他已没希望做一个包工头，因为现在对转包的限制越来越多，毕竟，转包效率高，但公司不好控制风险，却要承担安全责任。但他并不担心没工作，“干完10号线，再去找老乡，北京地铁线上到处都有。8号、9号、16号线马上要开了，而且，不是还有好多个线路数字空着吗？”

10号线穿越的地下风险

在几年前地铁10号线可行性报告审查会上，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专家委员会委员、北方交通大学土建学院教授张弥参加了讨论。张弥说，作为奥运会前完工的重要线路之一，10号线的设计目标很明确，就是为履行北京对奥运会交通的承诺，当时提出:“东三环上五星级宾馆众多，那里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怎么去看奥运？海淀区的大学生们怎么去看奥运？”因此，10号线选择了一条最复杂的线路——沿东北三环走向，穿越了CBD、中关村科技园，再通向奥运公园。
代价就是巨大的施工风险，地上林立的桥，交通要道，铁路，城铁，还有地下错综复杂的管道，防空洞……张弥说，针对这些问题，在那次会议上，有几个专家提出走外侧的朝阳路，避开东三环，但市规委为缓解CBD交通压力，吸引更大客流，否决了这一提议。10号线成为业界公认的“国内乃至国际上施工难度最大的地铁工程”。
地铁10号线是一条由西北至东南的轨道交通半环线，途经海淀、朝阳两个区，西起海淀区的万柳站，经海淀南路、知春路、安定路、太阳宫、沿东三环路向南至朝阳区劲松站。在安定路引出一条奥运支线，由熊猫环岛向北，经北四环路，至奥运森林公园南门。线路全长32.9公里，其中地下线32.05公里，路堑及地面线0.85公里。全线将于2008年6月通车。
10号线建设过程中，张弥参与了不下百次的技术咨询，见证了整条线路的施工，包括历次事故的发生。他对记者讲述了10号线的施工风险——
最近几年，为了解决奥运之前的交通拥堵问题，北京的轨道交通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网络搜索引擎上输入关键词“地面塌陷地铁施工”，我们能找到大量事故报道，10号线尤为突出。三环交通环境密集，桥梁数目众多，不能把马路“开膛”明挖，又没有空间让盾构机下井，必须以人工暗挖法为主，也叫“矿山法”，隐含着像开矿一样的风险。
10号线环境安全风险源总计349项，其中涉及河流4条:西坝河、亮马河、通惠河、小月河;既有线5处:京包铁路、京秦铁路、城铁13号线知春路站、芍药居站、地铁1号线;桥梁27座，包括立交桥8座、过河桥6座、铁路桥2座、人行天桥11座;建筑物56项;管线254项。
2003年12月18日，以黄庄站为起点，地铁10号线开工。黄庄站是一大难点。地上，是一个大十字路口，车水马龙。地下，10号线要与4号线十字换乘。黄庄站本身是个三联拱结构的三跨双层车站，宽20多米，高16米，但离地面只有10米，这样的结构是世界首例。因为要与4号线换乘，在这两层的下面还要挖第三层走4号线，这样一来，相当于在地下挖一个5层楼高的洞。初步设想要明挖，但中关村大街没法走车。放弃明挖的另一大原因是，明挖牵扯到改管线。这些管线不像国外排布在“共同沟”中，几十条管线分属不同单位，污水、电力、热力、煤气等，而且排布无序，铺设年代不详，有近几年修建的，也有几十年前修建的，甚至还有元大都时期的，技术档案不全。
往东的一站是科南路站。隧道已经明挖完工，但出入口还未施工。出入口有四个，其中有一个是航天部的一栋大楼，管线不容易勘测。管道上面已测出一个很大的污水管，这是地铁施工中最怕的，因为污水的腐蚀性强，很容易漏。还没想好怎么去处理。
下一站是知春路。这里已有城铁13号线，10号线要从它的下面穿过。城铁本身是高架桥，桥桩挨得很近，又因为这是一条斜坡路，一边埋得浅，一边埋得深，要尽量小心不影响到它。城铁边就是京包线铁路，铁路的路基很高，对沉降要求很严格。过知春路，一路经学知桥，学院路桥，八达岭高速桥，元大都桥，然后在芍药居站又遇城铁。
10号线到了东段，要穿越交通大动脉——东三环，施工难度就更大，主要有四方面障碍:
一是要穿越高架桥区。三环上桥梁林立，由于以前规划时没有预留地铁穿越的位置，地铁只能挨着桥墩走。一种桥是“连续架”，纵向差异沉降不能超过5毫米;另一种桥是简支架桥，这一指标也不能超过2厘米。因此施工要格外小心，一要躲开桥，二要避免施工不当影响桥梁牢固。比如国贸站，因为中央有三排主桥桥墩，为了避开它，国贸站将成为北京首座分离岛车站，即来往两个方向的站台相隔建设，乘客通过两条通道换乘。
二是地面上繁忙的交通。东三环要保证车辆的畅通;地下水位较高，管线复杂;另外，紧挨使馆区，不能动静太大。因此，东三环一段除了燕莎桥采用明挖，其他车站都是暗挖。
三是要穿越既有的地铁、铁路等，沉降要求严格。还有北京的人防要求，比如京广桥事故，按人防要求，需在6米的隧道中再做一道9米的人防隔断门。在挑高过程中，遇到直径1.75米的污水管，管道断裂导致坍塌。
四是北京“两元结构”的地层。最上面一层是杂填土，透水层，有滞水;然后是粉土，不透水层;中粗砂层，透水层，有潜水;再向下是黏土层，不透水层;最后是砂卵石层，透水层，乘压水。就这样，一层透水，一层不透水。施工前要抽地下水，但界面的水不容易抽掉，容易形成空洞，导致上方坍塌。
目前我国地铁建设规模之大、速度之快，世界上少有。例如北京地铁复兴门到八王坟段用了约10年才建成通车，而如今4号线、5号线、10号线、奥运支线共114公里，要求6到7年建成，安全生产尤为重要。

10号线事故档案
2005年11月30日，位于朝阳区熊猫环岛的地铁10号线22标段发生坍塌事故，至少400平方米范围的基坑塌陷十余米，事故造成一根直径60厘米的水管断裂，一辆翻斗车被埋，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2006年1月3日，东三环路京广桥东南角辅路污水管线发生漏水事故，污水灌入地铁10号线施工区间段，导致三环路南向北方向部分主辅路塌陷，未造成人员伤亡。
2006年2月27日，地铁10号线10标段太阳宫至三元桥折返线工地，一个起重机设备在使用中钢丝绳绷断，导致吊斗坠落，将正在井下施工的3名工人当场砸死。2006年10月，这起重大责任事故案中的5名被告人被朝阳法院判处8个月到两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2006年6月27日，海淀南路正在施工的地铁10号线3标段发生坍塌，两名正在作业的工人被掩埋，挖出后已身亡。

时代的纪念碑

1851年5月1日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在伦敦“水晶宫”开幕的当天，维多利亚女王在日记中写道：“透过铁门映入眼帘的教堂的顶楼，还有那无数挥舞着的手掌，鲜花，雕像，以及挤满人群的走廊，进入大殿后嘹亮的号声，此种感觉实在毕生难忘。我感到无比激动……放眼所见……那美丽的水晶喷泉……是那么的神奇——多么浩大、多么辉煌、多么震撼人心。正如我后来多次向人谈到的感受，那天我的心中充满虔诚——很难有其他仪式可以让人有如此的感受。”

“多么浩大、多么辉煌、多么震撼人心”，正值工业革命颠峰的“日不落帝国”通过这届“万国工业成就大博览会”，向世界展示了630吨大功率蒸汽机、火车头、高速汽轮船、汽压机、起重机，以及先进的炼钢法、隧道、桥梁等大型模型，盛况空前，参观者达630多万人次。这不再是以往的商品交易会可以比拟的了，而是各国新技术的百科全书式的展示，因此被确认为现代意义上的首届世博会，世博会从此被誉为“经济、科技与文化界的奥林匹克盛会”，极大满足了人们内心对“欢庆节日”的渴望。

而对那些耀武扬威的大国元首，世博会给了他们一个在和平时期炫耀科技和军事的机会：1853年美国纽约举办了第二届世界博览会，场馆模仿“水晶宫“的形制而建，新大陆的主人第一次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成就。巴黎也不甘示弱，在1855年世博会上展出了混凝土、铝制品和橡胶。然后又是1862年的伦敦，展出新的工业产品——缝纫机、印刷机和火车等。1873年的维也纳博览会将新的动力机献给了世界，首次展示了电动马达……19世纪的历届世博会展现了一个非凡的“发明时代”，充分展示出人类工业文明在当时的最新成果，这一“技术中心主义”的时期通常被认为是世博会的萌芽期。

1876年费城世博会开始，世博会进入它的发展期——从技术世界中诞生出来的博览会，试图将目光投向更为辽阔的空间。20世纪上半叶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连续两次世界大战对世博会的影响不容忽视，但世博会仍然在困境中继续发展。费城世博会第一次允许各国设立独立展馆，此后国家展馆逐渐取代了主题展馆，建立在世博会之上的国力竞赛更趋白热化。法国为纪念大革命100周年而举办的1889年世博会建造了埃菲尔铁塔。当它最终于1889年3月31日伫立在世人面前的时候，人们对它的评价是“它压塌了欧洲”，批评变成了赞颂。1900年巴黎的万国博览会被称为“世纪之总”，展示了西方社会在19世纪的技术成就，世博会由此达到最高潮，来宾4810万人次，但这也是走向衰落的一个转折点，在整个20世纪前半期，世博会再也没有重现过如此的辉煌。1935年布鲁塞尔世博会将主题确定为“通过竞争获取和平”，在展示新技术的同时，表达了参展国对和平的期望。1939年旧金山世博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一次世博会，它有一个热忱的主题，“明日新世界”。

在二战后的废墟上，人们要重建自己对进步的信仰，借助世博会掀起了“技术乐观主义”的思潮。1958年比利时布鲁塞尔世博会曾被称为“一个时代的最后一次盛大博览会”，主题是“科学文明和人道主义”，其标志物“原子塔”是一个巨大的原子结构模型，象征着人类安全、和平地应用原子能。日本从战败国阴影中走了出来，1970年的大阪世博会游客人次超过了6400多万，是迄今为止历史上参观人次最多的世博会，推动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关西地带城市群的形成。工业化的弊端，战争的创伤惊醒了人们的京华梦，人的价值、人类的进步乃至日常生活逐步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集中体现在这一时期的世博会主题上，世博会发展进入成熟期。在斯波坎举办的1974年的“国际环境博览会”，这是历史上首次明确地将环境问题作为主题的世博会。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世博会的主题词之中，最频繁出现的是“园艺”，最深入人心的是“能源”和“水源”。

随着冷战时期的结束，世界的发展开始趋向多元化，对“进步”的顶礼膜拜已让位于“可持续发展”和其他类似理念。无论是1992年塞维利亚世博会、1998年里斯本世博会，还是2000年汉诺威世博会、2005年爱知世博会，都不约而同地把主题确定为“对历史与未来环境”、“人类自身的进步”以及“科学技术与可持续发展”等全球热点问题上，世博会进入更新期。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部总策划师郑时龄指出，世博会从最初炫耀产品，到国家实力的竞争，现在已变为展示国家智力了。

郑时龄对记者说，在之前的世博会历史上，可以称得上里程碑的世博会有四届：1851年伦敦，第一届世博会；1889年巴黎，法国大革命100周年，埃菲尔铁塔建成；1939年纽约，汽车时代；1970年大阪，信息时代。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上海会成为第五座纪念碑吗？郑时龄说，国际展览局已提出这一希望，这要看上海是否能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问题提供解决之道。不是展示城市本身，而是城市的目的——人的生活。

上海的若干榜样

无论是主题还是选址，上海都将此次世博会引向了城市中心。郑时龄说，世博会所在地的南浦大桥和卢浦大桥之间集中了上海城市的三大特点：历史建筑、黄浦江和高度城市化。上海希望借助世博会这一大的“城市事件”，实现其“再城市化”。

在这个意义上，巴黎的例子值得借鉴。郑时龄说，巴黎举办过8届世博会，分别是1855、1867、1878、1889、1900、1925、1931和1937年世博会。每一届世博会，巴黎都把会址放在塞纳河沿岸，从而确定了城市未来发展的空间结构。1878年巴黎举办纪念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3周年的万国博览会，开始将塞纳河地区的发展与世博会结合起来。1889年世博会又强化了塞纳河这一要素，其左岸成为世博会的重要轴线。这一届巴黎世博会留下了两件标志：有“建筑艺术巅峰”之誉的机械馆和成为巴黎象征的埃菲尔铁塔。到了1900年，巴黎以“回归19世纪，展望新世纪”为主题的世博会进一步向塞纳河两岸延伸，从原来的塞纳河左岸单面场地发展成塞纳河两岸的场地，兴建了亚历山大三世桥、作为1900年世博会主展馆的大宫和小宫等重要历史建筑。1900年巴黎世博会给城市带来了更为彻底的变化，巴黎成为世界上第五座建设地铁的城市。同时奥尔良铁路公司修建了奥尔赛火车站。而世博园区的建设也对巴黎城市西区的城市空间带来更为直接的影响，从而奠定了巴黎西部第七区的城市格局。

世博会选址为什么计划而设？这个问题在19世纪可能显得多余，当时的世博会本身就是目的，倾向于选择一个交通便利的著名场所，而最近几届世博会选址则越来越倾向于结合旧城区改造和新区发展，这也是为国际展览局所倡导的。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唐子来对记者说，因为上海世博会与“历史遗产保护”和“世博会与城市更新”相关，国际展览局专门为上海推荐了几个案例。

1992年西班牙塞维利亚世界博览会是为了纪念发现美洲大陆500周年而举办的。这届世博会60%以上的建筑都保留下来，其标志性建筑是西班牙建筑师巴斯克斯·孔苏埃格拉设计的海洋馆瞭望塔、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设计的日本馆、英国建筑师尼古拉斯·格里姆肖设计的英国馆、法国建筑师让-保罗·维基尔设计的法国馆。

1998年里斯本世博会的主题是“海洋──未来的财富”，几乎所有的展馆都提到了全球环境问题。会场用地原是该市东部一块被废弃的石油储油罐旧仓库区和垃圾焚烧场。为了使这一地区得以再生，葡萄牙政府决定联合地方政府利用世界博览会的契机对其进行整体改造，因此得名“博览会城”，总面积达330公顷，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再开发项目之一。

2000年的汉诺威世博会的主题是“人类、自然、科技”，延续了从产品展示转向文化和概念展示的理念。汉诺威是德国重要的展会城市之一，具有规模设施相当完备的国际会展中心，因此无论在1992年开始规划论证，还是最后定案，都把对原有展区的利用视为首要原则。展区总规模160公顷，其中90公顷利用原会展中心区加以改造和扩建，新设展区仅70公顷，这种依托型规划方式在世博会史上尚属首次。新设展区与原有会展区日后有性质上的根本差别，而两区又恰好处于高速道路的两侧。新设展区规划目标是形成一个以居住为主的新市镇，因此将来新区的商业和娱乐设施都将利用世博会期间的一些主要公共场馆，例如世博会广场中心会场、欧洲大道和德国馆都考虑将来的使用，并为市政景观创造良好基础。这届世博会提出了“汉诺威原则”，其核心是“设计服务于可持续发展”。

黄浦江上游的这5.28万平方公里的故事始于1867年江南造船厂迁来，随后上钢三厂、南市发电厂、华伦印染厂等陆续在此设立，集体书写了一部上海近代民族工业史。100多年过去，这片老工厂和棚户区日益衰败，世博会则加速了这一轮的新陈代谢。上海世博会总规划师吴志强说，这是历史上首次将大规模工业遗产和大的城市事件相结合，这届世博会约有25％的场馆将由工业遗产改建而成。而这些浦江边上工业时代的遗存，也将与城市的更长久未来相叠加。

江南造船厂，工业史的完整样本

尽管高雄路2号的门口赫然挂着欢迎的横幅，但这里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一窥究竟的。传达室军人严格的查问，厂区里面“禁止拍照摄像”的标牌无刻不在诉说着这种特殊性——这里是江南造船厂，从诞生之时起，它就承载了一个民族的富国强兵之梦，并将中国工业百年的光荣与梦想延续至今。

1865年清朝洋务运动早期，两江总督李鸿章买进虹口的美商旗记铁厂，定名为“江南制造总局”，开始自行制造火药和枪支。据史料记载，当年9月在奏报清廷的奏摺中，李鸿章曾有如下解释：“正名办物，以绝洋人觊觎。因虹口地区当时为美国租界，美国�